前些日看到一条旧闻，曾在互联网红极一时的陈天桥急流勇退，近年来把个人财富拿出来捐助科研——2016年12月7日，陈天桥宣布成立10亿美元基金支持脑科学研究，首批将向加州理工学院捐款1.15亿美元，用于大脑基础生物学研究。
　　消息一经公布，中国人炸锅了，各界人士热议不断。1.15亿美元，那也是7个亿的人民币喽，摆在家里都能码成长长的一面墙呐，你捐给老美的大学，简直就是不爱国！
　　其实，陈天桥也想捐给中国的大学，但中国的大学不给他资金使用报告，而加州理工学院对捐款有透明化制度，捐款人享有知情权，可以明确知道捐的钱将会被用到哪里。
　　且不说咱国内大学的大脑基础生物学研究水平如何，就是这种拿着捐款却不让捐款人有知情权，不给捐款人一个说法，这种做法本身就说不过去。捐款人把钱给你，你要做些什么研究，这笔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应该有个计划书，这也并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凭什么不能告知捐款人？爱国固然很重要，但钱花在哪里更重要。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透明才能赢得信任。
　　面对国内大学对于捐款使用不透明，我们不禁要问：透明有那么难吗？
　　其实，透明还真是很难。不只是向大学捐款不透明，向其他机构捐款也是如此。几年前郭美美顶着中国红十字会名头炫富，结果引起民众质疑：我们的捐款都去哪儿了？直指红十字会对捐款使用不透明。再举一例，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一直被认为是预防腐败的利器，这项1987年在国内首次提出的制度，到今天的2019年仍无结果。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曾连续多年提出议案，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公务员财产申报（公开）法纳入立法规划，但始终未能实现。据媒体报道，2012年7月，中纪委答复韩德云时表示，有关部门已抓紧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国家立法进行研究论证工作：结合中国实际，对申报制度进行研究论证，着手起草建议稿，并加快了起草进程。从2012年至今已7年多了，有关部门的工作效率，呵呵，能让民众说是高效率吗？
　　说到透明，我们纳税人最关注的还是“透明财政”——每年十几万亿元的税费怎么管理，怎么花？
　　“透明财政”是良好财政管理的一个方面，它是促进效率、保障政府和官员负起责任的一种方法。“透明财政”因此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和许多国家的高度关注，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也把它视为宏观经济稳定、政府良治和财政公平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担心任何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都会迅速对世界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为此，IMF和OECD都制定了财政透明度的最佳做法准则，作为指导各国“透明财政”实践的指南。
　　“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新《预算法》明确将“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提升至立法宗旨的高度写入第一条。
　　去年，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教授，建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财政法》的立法工作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为在2020年我国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财政法》中规定出所有基金的收入、支出、资产、负债状况都要纳入法定的财政报告体系，做到公开透明。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透明财政”都有了长足进展，但与真正意义上的“透明财政”还有一定差距。清华大学发布的《2017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按照全口径政府财政透明度指标体系对295个市级政府进行综合评价后平均得分49.33分，仅有47个市级政府得分达到及格，有近84%的市级政府不及格。可见，打造“透明财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此看来将“透明财政”落实到位难度还不小，但我想，只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那样，“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是能够实现的。所以，透明并非难事，关键在于能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跑不出来。对于打造“透明财政”来讲，把政府的收支活动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让法律赋予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真正得到落实。由此我们更要明白这个道理：透明才能赢得信任，信任不能代替监督。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