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型的路上
文/林木  2019年第03期第30页  2019-02-20

  近些年来最热的词是什么?我觉得“转型”是其中之一吧。经济转型、政府转型、企业转型……全国各地转型忙得不亦乐乎。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倘若你跟不上这一波潮流,那必定会掉队落后。
  当下,企业转型最看重的就是技术方面的创新。在这方面,国家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到2025年中国制造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中国制造2025》提出“创新驱动、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这也就是说,创新靠得是人才。所以,培养人才乃是头等要务,而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关键。
  从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人看,21位人都有留学背景,他们学成归来撑起了“两弹一星”的研发。看来教育的问题不仅关乎教育,还关乎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因此,提高教育水平,才能给我国的科技创新筑牢基础。
  咱们的隔海邻居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的18年拿了18个诺贝尔奖,距日本2001年提出的“50年30个诺贝尔奖”的计划,已实现了大半。这个成绩与日本重视科学,重视教育密不可分。
  日本频频获得诺贝尔奖,除了科学家的功劳,还有整个社会对于文化氛围的重视。譬如,把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福泽谕吉印在一万日元上,此举足见日本对于先贤圣者的推崇备至。日本的研究型大学始终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并把它与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日本大学教授在从事科研过程中,自由度也相当高。在日本,大学老师不会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科研成果而担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饭碗,在研究过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会的诸如考核、评价等干扰,可以静下来长期潜心从事研究。日本人获诺贝尔奖就是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
  再有,日本的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并不是由政府直接参与管理、评审,而是由专业机构进行。而且,获得计划资助的学者,不像我国入选计划的学者,马上就有了某种身份标签,在学术活动中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权,他们需要认真开展研究,研究成果不是由行政部门评定,而是由学术同行评价。
  屈指算来,近年我国在科学上,只有85岁的“三无”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显然,在科学成就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因此,这也是一些国人不断地审视我们教育的原因。曾经看到资中筠这样讲她的母校清华大学:在清华百年校庆时,印发的宣传资料中,有标志性的清华二校门“清华园”图,门框上从上到下印满了很多与清华有关的重要人物头像。我想要找梅贻琦校长和一些知名老师的人头,非常费劲,最后在靠下面的地方找到,小得几乎难以辨认,有的名师就根本找不到。在门框上方显著地方的大头像,全是政界大领导,是按级别来排列的。你要找历届校长和名师,却小得看不见。我对此很生气,这是典型的重官轻学,重权势轻道德,这种风气很严重。
  “官本位”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即使在大学里这个本应该以教授为中心,学术气氛极浓厚的地方,也是看重“官帽子”和体现着领导的意志。列位看官您想呀,科学创造力依赖于爱独立思考有见解的人,重官轻学的氛围能出诺贝尔奖吗?
  福泽谕吉说,“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
  国际知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丘成桐说,“一个民族的脊梁,不是非得要做多大的官,拥有多大的权力,而是他可以跳出既得利益的圈子,踏踏实实地去做点事。”
  国外的媒体也曾讨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他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不鼓励创新,不鼓励独立自由的思维。所以有人说,如果教育出的孩子没有创新的能力、创新的思维,我国的创新是不可持续的,只能搞一些表面文章,一阵风就过去了;或者是只能在少数尖端的、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领域实现少数创新,而不能实现全民创新。对此,教育承担着极大的历史性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未来。”在当下中国转型的路上,无论哪个领域都急需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因此上述的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深思。C

【编辑: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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