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野七生是日本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1937年出生于日本，大学主修哲学。26岁游学意大利两年，显然对那里产生了巨大兴趣，回到日本后不久毅然出走，再赴意大利并且一直居住至今。在意大利，她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写作，一写就是50年。手头这本《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信出版社），就是她诸多历史著作中的一部。
作家写到：“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年5月3日出生于佛罗伦萨城。从他家到亚诺河上的韦奇奥桥（意为老桥）只需一分钟，过桥去市中心的领主广场（又称市政广场或市政厅广场）走大路也不过5分钟。”马基雅维利的家位于圭恰迪尼大街18号，一直保存到1944年，后毁于战火。现在的建筑物里只保留着一根长约40厘米的古旧方木材料，上面写着：“此梁为马基雅维利家所用，发现于1944年房屋遭到战火破坏时。”
这样的写法很是引人入胜，尤能引起旅行者的兴趣。我的朋友王巍先生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维利的踪迹。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他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名流的来龙去脉，他说：“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盐野七生在这部著作中介绍了马基雅维利的一生，展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得友人曾问我文艺复兴跟政治是什么关系，我想了一下回答说，文艺复兴代表着人的心智的解放，是对基督教的神权地位及其虚伪的禁欲主义的冲击，为随后带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7、18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这样回答大体不错，却也失之于肤浅。要深入了解欧洲的这一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应该去向马基雅维利请教。
马基雅维利一生留下的著作并不多，影响最大的就是《君主论》了。他偏爱共和制，现实中却积极推进君主制完善，这是因为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分裂之中，军队也不是自己的，当务之急是摆脱神学和教会的控制，建立王权的绝对统治，注重人的智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他认为，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非有三个要素不可：暴力以保障安全，权力以保障秩序，权威以保障荣誉和忠诚。三者缺一不可。君主可以偶尔使用暴力，此后除非能给臣民带来福祉，决不可再用。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然敌对势力已被消灭，就不必再动刀枪，结束人心惶惶的状态。
马基雅维利的终极追求是善，但非常现实地指出善的形成只有通过恶才能实现，因为人性是恶的，掌握权力的人跟普通人一样也是恶的。与善相比，恶才是政治的核心特征。因此，他告诫君主：宁要别人畏惧，不要别人忠诚。因为别人的主观意念难以窥测和操控，君主却可以掌控和随时使用暴力。但马基雅维利也认为，使人畏惧并不意味着使人憎恶，而避免使人憎恶的方式便是让被驱使者获得财产，保护臣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那么，是不是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就不能有道德了吗？倒也不是。君主的道德和他的行为是两回事。他可以内心是道德的，完全知晓是非对错，但是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杀伐决断绝不能含糊，而且有时候思维方向是相反的。比如，对于常人来说，慷慨是美德，吝啬遭人鄙视，而对于君主而言，慷慨未必就是美德，吝啬未必就是恶行。君主的钱财来源于臣民，倘若君主对少数人过于慷慨，则必须加重多数人的税收负担。对于少数获得赠与的人来说，君主是慷慨的；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君主则是吝啬的。
马基雅维利看透了政治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本质特征，将伦理道德问题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才可以确定自己采用什么方式去应付与驱除这种恶。除非有弄脏自己双手的准备，否则他就不能为国民服务。也是因为这一点，马基雅维利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是他最早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开创了用人的眼光看待国家和政治的先河。
我们也有学者和学术活动，但常见的情景是：只见经济不见政治，只见政策建议不见制度演化，只见具体的技术操作环节不见对现实政治经济走向的精确把脉，无从发现“要害问题”和“真问题”。比起马基雅维利，我们难说是现实主义者。
马基雅维利，他的价值不是教唆，而是揭露，所以卢梭评价说，他自称是给君主上课，实际上是给人民上课。他的君主论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却不能取悦于君主。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