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疲弱的经济增长注入动力，我国今年财政政策发力，将预算赤字率提升至3%。据业内人士预测，今年国家实行扩大政府债券发行和减税的政策，赤字率有可能突破去年3.48%的水平，达到4%或更高的水平。财政部也表示，今年财政形势更加严峻，平衡收支面临“极大压力“，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
显然，这种”加杠杆“式的财政政策加码、货币政策稳中偏松地加以配合的政策，将是今年政府宏调的基本特征。在我国，通货膨胀税作为一种非税形式的财政收入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财政收入的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不仅在于中央银行发行基础货币，还在于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而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推波助澜的则是持续施行赤字预算政策。当政府为预算赤字发债筹资时，不论是中央银行增发货币直接向财政部购买这些债券，还是转而收购商业银行所购买的政府债券，其结果都是向市场注入货币。这些货币经由各商业银行的相互存贷，又扩大到与货币乘数相应的倍数。当社会产品供给跟不上货币供给，并且货币需求未有大幅增加时，通货膨胀就产生了。这时，所有的货币持有者都会因货币购买力被稀释而减小购买力，实际上等同于纳税，这就是通货膨胀税。通胀税就是对货币持有者的一种强制性征税，税率便是货币贬值率亦即通胀率，税基则是货币持有者实际持有的货币数量。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国民个体对政治局势的影响极小，一般不会付出成本去获取相关信息，所以通胀税可以保持足够的隐蔽性，政府所获收益总量的信号被扰乱，这就使得国家可以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悄然地拓展其权力边界。正如约翰·坎贝尔所指出的，与国家建构受经济和阶级力量驱动的传统观点相比，政治精英们改变税收水平和税收形式的努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赤字预算政策使政府找到了一种隐蔽的、阻力较小的，甚至无需考虑税收遵从的办法即可获得财政收入的途径。这一改变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凯恩斯革命以后，民主国家的公共部门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张。例如，美国政府的年支出自1960年代以来增长了30多倍，如今美国有1/3的GDP归属公共部门。加拿大、瑞士、英国的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40%左右，这些数字显示着政府是如何通过通胀税而获取巨大经济力量的。
通胀税的存在也使政府的再分配权力增强，财富更多地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集中。赤字预算扩大了公共支出支总量，并且是通过特定开支项目的膨胀反映出来的，而不同的开支项目有不同的受益人群。推行赤字预算有利于那些政治官僚及其拥护者，那些项目支出用于为那些利益集团谋取福利，这种再分配权力的增强对市场的初次分配无疑会造成削弱和扭曲。
同时还要看到，用通胀税为赤字筹资，会使公民手中的货币缩水贬值，无异于侵犯公民财产权。对大部分人收取隐性税收，受益者是政府本身，同时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增进政府收益：一是在不加征税赋的情况下推行公共工程等项目，但实际上所有货币持有人都为此支付了费用；二是个人的货币收入因通货膨胀而增加，并被推上了更高的纳税档；三是政府向私人部门偿还公债时所付货币的购买力比通胀前要少，这相当于减免了政府的部分公债。
“通胀税依赖”还会导致赤字预算政策欲罢不能，其所制造的公共服务为人们带来了现实利益，而其成本却存在于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中，甚至成为代际负担，但这种远期损失抵不过现实受益。同时，用货币平衡的赤字不仅不能熨平经济波动，反而因为大量货币的注入扰乱了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投到错误的方向，驱使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到某些只有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才有利可图的项目，从而使经济周期更不稳定。当这种透支的繁荣最终受到市场清算而转化为衰退时，会形成更加严重的失业潮，最终可能导致自由市场体系无法正常运转。
因此，赤字预算以及为了弥补赤字而征收的通胀税，会日益混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威胁到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因此，为货币立宪是制约政府课税权以及预防恶性通胀的必要措施。应采取诸如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恢复外币可兑换性、使本国政策可接受外国监督等措施来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实质性约束。由此，财政立宪和货币立宪将成为塑造有限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关键，并决定性地影响着现代国家的命运。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