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从2016年1月1日起，我国将实行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就职时向宪法宣誓的制度。这让我想起一个人来——“民国先生”崔敬伯，他对宪法的认识可以代表上个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的制宪观，不无启发。
崔敬伯是我国著名财政学家，生于1897年，卒于1988年。他的出生地是宁河汉沽庄，算是天津人。先生早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回国后曾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亦从政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以后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先生的论着大部分写于民国时期，学术影响力也主要体现在那个时代，故称之为“民国先生”。他学识渊博，著作颇丰，中央编译出版社刚刚出版了厚厚的三大卷《崔敬伯财政文丛》，收入先生400余篇大作。
崔氏文丛中有一篇《制宪与财政监督》，刊载于1933年5月25日《大公报》上，当时华北形势紧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将冀东划为非军事区，中日军队从该区域撤走，其结果，便是北平和天津失去了防御屏障。所以崔先生在文中说“彼时华北战事正亟，身处危城，铁鸟盘飞”。崔先生此文，就诞生于天津沦陷的前夜。
崔先生的文章是为评论5月1日由中华民国政府公布的《宪法草案初稿》而写的。依照当时的立法程序，国民政府要求社会在一个月之内“加以批评”。可见当时中国宪政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因战争来临而停止。文章中，崔先生将此次“制宪”的评论很有现代感地分为“圈内”和“圈外”两个部分。所谓“圈内”，指的是“条纹内容的推敲，立法技术的斟酌”，崔先生对之评价较低，认为“没有多大用处”；所谓“圈外”，崔先生认为极其重要，可分为5个要点：
应该由谁来制定宪法？应该根据什么人的意志来制定宪法？应该由谁来执行宪法？如果有拒不执行宪法或执行宪法不力者，该由谁来实施监督？对于违反宪法者，该由谁来实施制裁？
崔先生认为，必须找到这5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否则制宪便是做“无用功”。崔先生极重视“圈外”事，而认为“圈内”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是一种“外部政治控制”的认识，合于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而于今的我们则只是热衷于“圈内”事，在立宪思维上，我们比不上崔先生。
崔先生指出，人民对于政府的关系中最重要的，只有打官司和纳税两件事。对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来说，打官司的事不常有，而纳税的事“才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有切肤利害关系”。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无论哪一个朝代，如果走到横征暴敛的地步，便非灭亡不可，起而代之的新王朝，则无不“以薄税敛为开国第一要政。”所以税收太重要了，与人类的文明进步息息相关。他说，在世界历史上，无论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还是法国大革命，“无不以财政诛求为革命的导火索”；革命之后，“无不以制定宪法为保障民权的重要工具”，而宪法的实质，又“无不以监督财政为人民对于政治的重大要求”。这样，宪法便与公民纳税和议会监督政府财政支出内在地联系起来了。
崔先生指出，最初的财政监督只局限于财政收入方面。美国革命中提出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是指人民纳税不受统治者的非法诛求，然而更重要的是课税以后如何动用，如无人民代表的监督，统治者仍可任所欲为，所以对财政支出应当实施同等的监督：“政府虽分文的支出，亦须得到人民代表的许可”。显然，先生所说的财政监督是个大概念，是主权在民的意思，而这种人民主权学说，又发端于1215年英国国王和贵族之间签订的《大宪章》所确立的两大思想要素：一是“王在法下”，国王不得擅自征税；二是人民获得“被协商权”，征税必须获得人民的“一致同意”。一个国家，若想问责于政府，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是问责于它的财政；若想约束住一个国家的公权力，首先要把它的征税和财政支出的权力关进法律和制度编织的“笼子”。
仗照打，制宪照常进行，就是在敌占区，学者的宪政研究也继续着。在崔敬伯那一代人的心中，宪政是中国近代自清末立宪改革以来的未竟事业，是救中国于危亡之际的必然选择。他们把目光移向中国的未来，他们相信未来属于中国。特别是崔先生，80年前提出的五个宪法问题，至今仍没有过时，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宪法是神圣的，神圣之物才值得崇拜，所以人们要求自己的领导人在它的面前宣誓，忠诚于它。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