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楼继伟4月24日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高层论坛”上说，中国未来5～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此说引起官产学各界的议论纷纷，而此前中国高层官员和学者对中国经济多持乐观态度，此次楼部长却与众不同，反向态度，率性表达，已是中国官场少见的情形。
“中等收入陷阱”意思是，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之后，如果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换和社会转型，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便会出现经济停滞的情形。学者们一般把世界中等收入水平量化为1050美元至12470美元之间，而5500美元以上的部分属于中等偏上收入，也有说6000～8000美元的，达到这个水平后就出现停滞，甚至下降，迟迟突不出这个区间。我国2014年人均GDP是7485美元，正好处在这个“坎儿上”。
经济增长是可欲求的，但是增长的路上又不是处处都是鲜花，遇到陷阱的人都想躲开它、跨越它，然而却少有成功者。据统计，半个世纪以来（2011年以前）的42个经济体中，只有12个国家或地区最终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又不能掉头回到低收入阶段，只能忍受陷阱中的人均财富停滞、下降，以至动荡、失序、不公、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等后果。
各国经济发展史表明，工业化前期的高增长可能只是“昙花一现”。1968～1974年间，巴西年增长11.4%，被称为“巴西奇迹”，这之后便是长时期的停滞和衰退，20多年间没有再增长。像巴西这样的没有成功越过陷阱的国家很多，拉美的阿根廷，东亚的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都是在中等偏上收入这个阶段停滞的，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失败国家”。据说一亿以上人口的大国，目前还没有从陷阱中爬出来的先例。
中国持续20年高增长的故事似乎已经讲完，今年以来衰退的迹象愈加明显。一季度GDP将将到7%，为20年来的最低点，我认识的不少经济学家私下认为仍有美化数据的可能。考虑到增长曲线一直以来“前高后低”的因素，全年7%目标的实现似乎更加不确定。国家统计局5月4日有文称，二季度GDP可能只有6.8%，而数据显示的产能利用率、财政收入等指标比GDP还要低。连一直对中国经济高增长持乐观态度的林毅夫教授都说，经济若继续下滑，恐有“不良事件”发生，他所指首先是失业问题。就业率下降，加上企业投资动力减弱、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市场诸项不稳定因素凸现，可就是落入陷阱的节奏了。
中国比起巴西、阿根廷这些“陷阱国家”来如何？现在看好不了多少，有些情况还十分相似，如大量的低素质人口、资源匮乏却又过渡耗费、大气污染严重，在自然禀赋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近十几年来又受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困扰，社会已呈显不稳定的状况。在我国，基尼系数十几年来持续停留在0.47的高位上，甚至更高，早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样看，说中国可能落入陷阱，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情。
财政部长将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下降过快，列作我国或跌入陷阱的主要原因。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总人口13.39亿，但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很大，达到13.26%，比10年前提高了2.93个百分点。按照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7%的联合国最新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一般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阶段时，人均收入已达三、四万美元，我国只有7485美元，所谓“未富先老”，却要承担发达国家的老龄养护负担。当老头老太太满街走，赡养系数畸高，而养老金全线亏空，财政补贴压力山大的时候，部长大人心里怎能不急？
我国税制改革滞后的效应也显现出来，以流转税为主体（占70%）的税制组合与经济增长密切捆绑，使得财政收入的下降甚至比GDP还快，而财产税（房产税、遗产税等）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迟滞，使得财政稳定的支柱缺失，税收杠杆的调节机制失灵，出问题是必然的。
中国不能再加大经济刺激了，政府过分干预市场，破坏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价格信号变得不起作用，创新机制便无法形成，民营经济便无法正常发展。中国也不能再回避政治改革了。按照韦伯的说法，分殊化社会容易因“政治不成熟”而导向极权，而这又不是经济体制改革所能解决的问题。
印象中中国高层官员在表达上从来是偏保守的，从不把话说得过满，而这次财政部长说话却是直言不讳，或说明中国高层对现实经济状况已有共识？或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身处陷阱之中？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