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减速，既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自然收敛阶段，也不是因为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而只能用政策干预不当来解释。四万亿财政刺激加上地方配套和银行贷款，中国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向流通领域投入了20多万亿资金，“乘数效应”却没有显现，中期效应更谈不到，上一轮刺激政策刚刚结束，宏观经济就又开始掉头向下坠了。
在经济下行趋势比较明显的情势下，我国应继续推进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改革，消除其妨碍投资和创业的因素。我国目前仍实行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增值税的缺点是过度依赖对新创价值的课税，无助于鼓励民间投资，而营业税则无助于企业技术创新和现代服务业及物流业的发展。应致力于调整现行税制组合，变依赖流转税为注重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建设，多实行一些与小微企业生存，以及节能减排、研发创新、生产性服务业及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息息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应将民主嵌入正在推进的房地产税改革，人民的意愿须通过各种渠道如听证、质询、问责等程序反映出来，政府要给予积极回应，官民良性契合，中国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问题的解决才有希望。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纳税人有税负加重的感觉，便很难获得纳税人的理解和配合，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就很难操作，官民关系就会变得紧张。
应改革和调整针对居民个人的税收，减轻税负和实行以公平税负为特征的税收政策。个人所得税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过渡应当加快，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应作出合理调整。目前对于月收入5000元左右的居民来说，直接税负担只占个人全部税负的2.7%左右，而间接税负担占比却达到了97.3%。不降间接税，减轻个人税负就是一句空话。
应实施总量减税政策，合理确定宏观税负标准，保持政府的规模维持在一个较为适当的水平上。我国政府每年掌控的财政收入以占GDP的20%或稍高一点为宜，如有明显超出的趋势，应通过预算控制机制予以限制。未来的中国税制，应当是一种同时具有激励企业和个人创业、革新和发展，有利于提高纳税人权利意识，同时税负相对较轻的新型税收组合。
通过降低企业和居民个人税负激励社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既有一定的逆周期扩张的作用，也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还能有效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创新能力以及竞争力。如果在很多小微民营企业已陷于惨淡经营的境地时仍拒不减税、减负，即使再及时的救市政策，也只能起一点临时挡一挡衰退浪潮的作用，而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
政府应富有诚意地减少自己对经济资源的占有，把更大的份额留给民间。在巨额的和关键性的财政支出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应嵌入一个“公共选择”的程序，以减少公共投资决策的失误和以较低的成本换取较高质量的发展。缺乏民主过程的经济决策很容易出错，并且纠错能力较差，由此导致更大的资源浪费。在决策过程中引入民主参与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缺了这个环节，制度、政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就会加大，即使执政者能够做到自上而下地进行制度或政策的更新，也是僵化的和脱离民意基础的。
应把财政信息的公开、透明纳入法治轨道。无论税收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过程，还是预算的编制、审查、听证和执行，都应该立法，使之成为财政法律的一个确定的环节，让公众意见成为财政预算的重要依据，并接受公众的广泛监督，这才是一个开放社会应有的精神高度，这样的制度和政策，才会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和自觉遵从。
目前正在进行的预算法修正案在人大常委会的“三审”程序，应对部门立法倾向和秘密修法的倾向予以限制，明确立法宗旨和合于现代法治精神的预算原则，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在预算审议和监督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裁减交由国务院自行处置的事项和财政部门的预留权力。
总之，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应实行修养生息、还富于民的政策，着重扶持民间经济的发展，并应明确表示：从此不再与民争利。这个主张，源自奥地利学派如哈耶克阐述的“自然秩序原理”，也暗合我国古典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照着去做，也许带不来新一轮的高增长，但至少可以规避风险，让我们的经济之船行走得更安全、稳健些。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