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文/姚然然  2021年第3期第135页  2021-02-24

  摘要:城乡协调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河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难度较大。本文分析了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促进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协调发展;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河南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现状,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有效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可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农村人力资源丰富,但是质量不高,如何通过有效的开发、管理等方法将农村蕴藏的人力资源宝库转化成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进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可以将巨大的人口负担转变成拥有价值的人力资本,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农村人力资源作为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其开发程度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影响着城乡协调发展的进度和程度。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可以提升农村人力资源的文化程度和素质水平、学习新技术和新思想的能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可以引导农村人力资源正确地理解政策导向,并根据政策导向、市场行情做出及时的调整,得到较高收益或及时止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促进城乡人力的沟通和交流,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因此新时代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对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进行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现状

  1.农村人力资源丰富

  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丰富,据河南省统计局公报显示,2019年末河南省全省比去年末增加46万人,总人口达到了1095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6.79%,人口数达到4511万人[3]。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力资源主要从事农业为主,但是随着农业的机械化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成为亟待转移的劳动力剩余人口,剩余劳动力的增多直接加大了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难度。

  2.农村人力资源文化素质低

  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整体文化素质较低,据河南省调查年鉴显示,乡村就业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占比24.18%,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占比为16.14%,剩余过半的乡村劳动力仅有初中教育程度。乡村就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水平限制了他们的职业选择范围,减少了他们的就业机会,降低了他们的薪酬待遇。提升农村人力资源的文化素质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三、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及问题

  1.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机制落后

  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相关机制建设比较落后,没有健全的管理机制。负责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部门不明确,责任划分不清晰;没有系统的管理规章制度进行管理,没有相关的奖罚制度与激励机制,管理工作比较松散,不利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进行。

  2.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与途径较少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途径是职业技术教育,但是目前,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效果不佳,一方面,形式大于内容,职业教育培训的培训内容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实际需求不匹配[4]。另一方面,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单一,缺乏社会实践方面的培训,只重视理论知识,没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

  3.农村人力资源迁移流动规模大

  据河南省统计局公报显示,2019年全省年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高达3040.89万人,其中省内转移人数为1826.01万人,省外输出人数为1214.88万人[3]。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镇化水平得到了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得到了提升。农村人力资源迁移流动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有效途径,也是加快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的有效形式。

  4.农村产业结构单一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主要以农业为主,农村的产业结构单一,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不利于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单一的产业结构不利于人们的就业,导致了大量的人才流失,优秀的人才都选择到城镇等发达的地方发展。随着优秀人才的缺失,新技术的引进与应用也相对滞后,落后传统的生产技术进而导致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

  5.农村教育制度不完善

  教育是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途径,其中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技能教育培训等是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途径。对于现阶段的农村教育而言,教育制度不完善,教育资源匮乏、教育投资单一化等问题依然存在。教育投资主要集中在农村义务教育上,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等相关模式的教育相对滞后[5]。针对目前已有的职业培训,多数农民反映培训内容与农村的需求有较大差距,形式重于内容,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6.农村基层管理人员素质低

  基层管理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措施选择和实施。但是河南省农村基层管理人员的素质相对较低。河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河南省农村村党支部书记中,有56.2%教育程度为高中,28.3%教育程度只有初中及以下。基层管理人员的基层经验不可忽视,可是随着基层管理的正规化、系统化发展,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管理技能还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应该注重基层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升。

  四、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策建议

  1.完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机制

  目前,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相关工作缺乏系统化流程、标准化准则,没有系统的管理制度。为了保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顺利开展,应该首先建立健全保障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管理机制,成立部门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工作进行专门的管理和监督[6],部门内部要细化工作内容,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清晰。

  2.破除制度障碍,实现资源自由流动

  在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要想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真正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迁移,应该破除导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建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加速推进农村人力资本信息市场建设,完善人才市场供求机制,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管理等要素下乡,形成城乡人力资本双向流动格局,进一步激发农村人力资本的活力[7]。

  3.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文化素质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主要分为加大财政投入和组织培训下乡两个方面。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提升农村教育的配套设施和设备,引进促进同学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教师队伍,缩小与城市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其次,针对现有的农民工以及在家待业的农民,政府应该请专门的老师下乡进行教育宣讲与培训,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工作技能,培育出适应新时代的职业农民工,进而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就业机会。

  4.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农村以农业发展为主,产业结构单一,不利于农村人力资源的就业,不利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河南省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应该注重二、三产业的发展,加大对二、三产业的支持力度,扩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收当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当地留守妇女等无法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近工作机会,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供更好的环境。

  5.优化基层组织结构

  乡村振兴迫切需要大量有志于服务农村事务,带领村民建设的多种优秀人才。因此应该加大鼓励制度,优化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和薪酬待遇,广纳贤才,振兴农村。目前优化基层干部主要有以下两个渠道。

  制度建设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建设。首先,基层组织应该建立正规的生活管理制度和工作管理制度,使村级党组织的工作和生活变得井然有序;其次,基层组织干部应该制定会议制度,定期开会,使村级党组织成员跟随时代步伐,及时领悟指导思想,提升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以便结合实际情况解决问题。

  引进人才主要从以下两大方面着手。首先,优化人才,对现有的干部人员进行培训,提升其业务能力,优化现有的农村基层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兼顾素质和能力的原则进行选拔。其次,吸引人才,政府层面应该出具相关政策制度,在政策制定上予以倾斜,激励各类优秀人才投身于农村建设,如大力实施“大学生村官”战略。

  新时代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可以提升农村人力资源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可以增强农村和城市的联系与沟通、可以促进城乡之间协调发展。目前,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存在量大素质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制度不完善,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基层管理人员文化水平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应该从完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机制、促进资源自由流动、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和基层组织结构等这几个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相关措施。C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齐卫平, 吴晨飞. 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J]. 行政论坛, 2018(03):5-10.

  [2]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 2019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 河南日报.

  [3]任静.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困境及其解决对策[J]. 乡村科技, 2019(23):33-34.

  [4]帅明君.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策略研究[J]. 农村实用技术, 2019(08):61-62.

  [5]刘佳楠. 乡村振兴战略视野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J]. 智库时代, 2018(52):85-94.

  [6]吴忠权. 基于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本开发新要求与路径创新[J]. 理论与改革, 2018(06):44-52.


【编辑: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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