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我们估计，2009年跨境FDI可能会下降50%左右，其中发达国家将面临60%的下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与企业司司长詹晓宁在7月4日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的发言，令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更加担心起来。今年以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已经愈形单薄。

大家各想各的辙：6月29日，北京市商务委员会(简称“商务委”)、发改委、财政局、税务局等八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若干规定实施办法》(简称“实施办法”)，被评论人士认为是为钱袋子重新丰盈起来在想办法。

根据该办法，跨国公司在京设总部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人民币补助，总部负责人最高可获100万元奖励。同时地区总部高管人员可不受学历、年龄等限制办理北京市户口。

良禽择木而栖。北京“实施办法”出台是否会令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掀起“迁都潮”？至2008年末，上海认定的落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到224家。而北京市累计批准的具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功能的投资公司仅为164家。

“长期以来，北京与上海优劣互现。这次极有可能改变的是亚太地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分布格局。”北京社科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京沪十年战

韦肖，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外商投资管理处副处长，负责前述“实施办法”的具体落实工作。商务委是主管北京市内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的市政府组成部门，在2009年3月30日由原北京市商务局更名而来。

所谓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主要是指跨国公司的中国区总部、大中国区(包括港澳台地区)、极少数也包括东北亚总部和亚太总部。目前，90%以上的跨国公司根据自身需要在华设立的地区总部只选择在北京和上海，只有极少数几家(如宝洁)将地区总部设在广州等地。

韦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1999年，北京率先在全国出台《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若干规定》。但因当时国内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有限，有些政策随着国家涉外政策调整已成为通行政策，现在看来已经大大过时。

上海紧随北京之后，在2002年7月发布了《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

“上海的政策出台以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上升很快。2004年，北京市商务局等有关部门密集讨论继续出台新的鼓励政策，但出于慎重考虑最终没有实现。”韦肖说。而在2004年，外资的市场准入条件进一步放宽，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重新调整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没有太多顾虑的上海显然出手更快。2008年以来，上海市外经贸委、市法制办会同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和中央在沪相关部门对《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进行了修订，2008年7月7日上海市政府正式发布了修订后的《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并在2008年12月公布了实施意见。

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最高可获得总额1000万元人民币奖励，以及总额262.8万元的租房资助⋯⋯上海市的实施意见中，各项优惠和便利措施让全国的大中城市为之侧目。本来在政策上先行一步的北京，当年的优惠政策已黯然失色。

金融危机的压力使得北京终于在今年再次出手。2009年5月，北京出台《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若干规定》，新规定允许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扩大运营范围，同时，降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准入门槛，将跨国公司境外母公司在中国累计实缴注册资本总额由3000万美元降至1000万美元。

在为新规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发改委有关人士透露，6月推出的实施细则“会比上海更优惠”。被提前称作大手笔政策的前述“实施办法”，在跨国公司的期待中在6月29日正式对外公布。“实施办法”出台当天，就已经被一些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跨国公司全文翻译，引起了广泛关注。

“实施办法”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跨国公司在京设总部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人民币补助”。并对注册资本1亿元至5亿元人民币，5亿元至10亿元人民币和10亿元人民币(含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

“实施办法”除了各项重金奖励外，还为跨国公司提供了租房补贴，购买商用房优惠和出入境、居留、子女入学等方方面面的便利。

“我们的奖励办法是希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能够继续增资，扩大经营范围。”韦肖认为，北京市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奖励是在其对地方税收贡献中拿出很小的一个零头来。而“实施办法”的目的，则在于帮助跨国公司降低商务成本，为他们提供投资工作和生活等多方面的便利。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北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聚集地CBD商务中心区的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多家CBD区域跨国企业都有逆势增资的计划，包括IT业巨头英特尔、3M和思科公司、医药巨头杜邦、日本零售巨头永旺集团、有色金属巨头美国铝业，还包括在美国本土已经申请破产保护的通用汽车公司等。

北京市商务委外资处还表示，北京市政府已经责成商务委牵头负责“实施办法”的协调落实。由于“实施办法”出台后，来电来访的跨国公司很多，为了便于协调工作，北京市商务委已经在几日前设立了地区总部政策综合服务窗口，将反馈问题进行集中梳理，进一步研究落实实施细则，并细化内部工作流程。

北京上海的取舍两难

随着北京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政策战的上演，一个有趣的疑团浮出水面：北京上海拥有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究竟孰多孰少？

“上海大胆突破了商务部认定地区总部的限制，在2008年新规定中简化了认定程序，扩大了认定范围(商务部只认可投资公司，管理性公司则不在认定法范围内)。这是为什么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上升较快的主要原因。”北京社科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介绍，与上海不同的是，北京的认定仍在执行2004年11月17日商务部颁布的《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

至此，上海成批开展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认定工作，数目也由2007年的100多家，上升到2008年底224家，甚至有的统计数据公布为401家。

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缺乏权威认定机构，因此很难说目前是北京的数量多，还是上海的数量多。

这次北京新的《实施办法》规定，北京商务委应在企业提交材料齐全有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在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认定审查，作出准予或不予认定的决定，对准予认定的企业颁发确认证书。

“统一认定之后，数量会有所变化，肯定会超过以前。”韦肖说。她接触过一些跨国公司没有参加认定，认为没有影响。而今推出的奖励措施会激励认定工作的推进。

京沪两地的跨国公司数字多寡虽然不明确，但未来的抢夺仍将继续。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跨国公司将北京地区总部迁向上海的情况，北京新近出台的“实施办法”，能否出现上海总部回流北京的趋势？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负责人何曼青认为，这种现象极有可能出现，就像当年珠三角资金流到长三角一样，资本本身逐利性决定了它的流动性。

不过她也认为，上海和北京之间各有优势，跨国公司在总部的选择上很难取舍。

北京的优势在于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研中心、信息中心和对外交往的中心。国家经济政策的宏观决策和调控部门都在北京。而上海本身是制造业腹地，长三角地区制造能力强，产业链完整，企业群密集，有利于形成“总部-制造基地”合作模式。上海又是国际金融中心，同时具有港口优势，国务院今年3月批复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港口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北京社科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对北京上海两地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后，也认为两地总部已经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

大致区别是，一些政策敏感性的行业，比如电信业，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大多设在北京，包括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而一些需要上下游产业链条配套的制造业类跨国公司，就倾向于把地区总部放在上海。

目前上海已经初步形成了汽车行业的总部聚集，以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为产业龙头，吸引了博世、德尔福等15家全球知名的整车组装、汽车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企业总部落户。不过，诸如日本丰田、本田等汽车品牌地区总部也设在了北京。康明斯、卡特比勒、克莱斯勒等一些知名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也设在北京。

多年辗转于上海和北京之间调研总部经济的赵弘发现，很多跨国公司甚至兼顾北京上海两家优势，在两个城市都设立具有总部性质的机构，如摩托罗拉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同时在上海成立集研发、采购、销售于一体的设计中心；微软中国研发集团落户北京，又在上海成立微软亚洲技术中心。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北京这一政策极有可能改变亚太地区总部的分布格局，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总部有可能迁往北京。”赵弘认为，原因在于，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地位愈加凸显，国际资本更加看重中国市场。

希冀内外统一

美国有纽约、华盛顿等国际化大都市，中国为什么不能多拥有几个国际化大都市？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具有较大的人力成本优势。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曾锡文曾公开表示，在英国聘请一位博士的工资成本，在上海或北京可以聘请6位博士，而英国一位博士的工作效率却只有国内的一半。这也是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等高端环节转移到中国的重要原因。

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看待北京出台的政策不应仅局限于京沪之争。英国学者弗里德曼曾提出，现代国际化大都市条件中除了需要是金融中心，服务业比较发达以外，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必须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总部聚集地。

不过，北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新政的出台，令国内企业集团总部坐卧不安。此前早有业内专家呼吁，北京鼓励企业来京设立总部、地区总部的政策应内外资统一。据了解，一些企业集团负责人已经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诉求。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北京有中央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型企业)157家，其中金融41家；非央属企业集团(总部型企业)188家：其中本土成长的企业集团，如联想、方正等；外迁而来企业集团，如远大空调、蓝星集团、海尔电脑运营中心等。

内外政策的统一，是北京上海等城市争夺跨国公司时必将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