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十年里经历的改革
文/姜超峰  2019年第01期第34页  2018-12-20
   四十年前,我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那是我高中毕业11年后的高考。这11年里,我下乡当过知青,进工厂当过临时工。一次次地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都没有我的份,一次次招正式工也没我的份。几番险被辞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我以为我这辈子完了,没想到,1977年邓小平拍板的第一个改革,是恢复由于文化大革命冲击而中断的高考,并且不问考生家庭出身,这就给我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衷心感谢文革后的第一个改革,还有推动这个改革的刘道玉、查全性教授。
  我经历的第二个改革是国家管理权限的改革。1982年,我毕业分到机械工业部工作,能到行业最高机关工作,深感幸运,以为再也没有失业之忧了。没想到1983年,国务院大幅度精简机构,从100个部委压缩到61个。其后又连续进行多次改革,到2007年,国务院部委压缩到27个。期间,涉及到多少人员调整,多少人失去位子,多少人离休、退休、降职免职。有的人好不容易熬到的副部、司局级、处级,结果改革风吹来,官位吹没了。多少部管企业、院校、研究院所下放,脱离了几十年的隶属关系,从央企变成了地企。但我们的领导和职工二话不说,服从了国家大局。可以说,是他们付出了艰辛,放弃了权利,支持了改革。我听到不少案例,两个清华大学上世纪60年代毕业的学生,在重庆的三线工厂工作,因效益不好,工资不高,不得不捡垃圾卖钱补贴家用。
  我经历的第三个改革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在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内,一切都是计划的。工资、物品、价格、生产全部按中央计划执行。渐渐的,生活用品放开,可以宽松买卖,投机倒把罪名不再了。生产资料从调拨改为双轨制再改为市场定价,才有了全民下海倒钢材的潮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之争延续很长时间,还是邓公一句话,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给定了性。(我在1983年的课堂上也讲过,当代资本主义不是纯粹的自由经济,中国也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它们都是混合经济。)这个时期,权力可以搞到资源,短缺市场可以卖高价。不论土地还是商品,官商勾结是必然现象。这段改革让我们迅速熟悉市场经济是咋回事,真正的企业该如何经营,市场经济的法规制度从无到有,金融体系该如何建立。我们很侥幸,国家经济没有长时期乱下去,我们把无序变成了有序,抑制了高达30%的通货膨胀,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当然也有一些教训,那就是,如果改革方案再完整一些,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下岗;如果改革控制再严一些,不会造成那么多的资产流失,东北也许不会那么艰难。
  我所经历的第四个改革是土地使用商品化的改革。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从哪里兴起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买卖了。由此带动了房地产热,土地财政热。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40多个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政府的土地财政。房地产吸收了买房人大量的资金,使通货膨胀化为无形(低通货膨胀还是有的)。高杠杆带来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带来了35万亿元的个人消费贷款。土地改革让物流设施离城市越来越远,与政府提出的降低物流成本的要求越来越远。土地改革的好处是让大家更珍惜土地,毕竟14亿人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唯一希望的是政府官员们不要浪费土地财政收来的钱,不要乱盖大楼,乱铺摊子。
  期望进行金融改革。垄断的存贷利息差,给银行带来几乎垄断的利润,也养成了金融的傲慢。向来是锦上添花,从不雪里送炭。2013年,互联网金融出现,大大冲击了银行家们。然而,互联网金融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e租宝、泛亚等骗钱的圈套,再想想2015年的股市崩盘、2016年的外汇离境,让人不寒而栗。所以,中央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重点工作的首位。
  我们77、78级大学生现在大都已经退休,我们的职责在过去的36年里已经完成。好不好由后人评说吧,但我们庆幸工作在这样一个时代。此时此刻,想对年轻人说的话是:你们知识全面系统,你们比我们刚工作时眼界宽阔,要珍惜年轻、珍惜活力,继续改革。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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