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反映的是生活性消费与生产性消费的趋势。我们常讲，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前两项构成了内需拉动，而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是指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活资料消费，是千家万户的微观消费活动的总称。政府消费指的是政府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消费，特别是公共服务消费。
中国这两种消费怎样呢？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不仅承受着经济增速下行的巨大压力，从2007年的14.7％到2015年的6.9%，同时承受着消费增速下行的巨大压力，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7%，是2004年以来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2001～2015年年均增长14.6%）。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2015年增长8.2%，是2001年以来增速最低的一年（2001～2015年均增长14.5%）。
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症结何在？我认为，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速从5%以上下降到3%以下，处于亚健康时期，中国经济包括中国消费同样受到冲击，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我认为主要有四个，一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特别是大宗商品的产能过剩。二是分配体制改革滞后。三是还没形成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四是中国房地产泡沫从全局扭曲了消费市场，对实体经济与居民消费“挤出效应”十分明显。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8年中，消费对GDP增长为第一拉动力的有26年，投资是第一拉动力的有12年。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过低。根据国际经验，各个国家消费率都随收入水平提高呈下降趋势，但一般都不会降至70%以下，素以高储蓄率闻名的东亚国家消费率最低时也在65%以上。
经济学家H·钱纳里研究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占GDP的份额一般为61%，1997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居民消费率仅为45.2%，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消费作为最终需求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过低的消费率显然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十三五”或更长一段时间，把最终消费率提高到65%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
一般来说，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消费需求和GDP以大致相同的比率增长，但在短期的经济周期中，消费需求的波动小于GDP的波动，消费需求的增长较为稳定，即最终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在经济扩张时小于1，在经济收缩时大于1。
消费不仅反映供求关系，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更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反映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消费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总体，即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成熟度。更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取得的实惠，从中去发现与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国际经验表明，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通常随着经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阶段推进，消费率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而投资率则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其中当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投资率最高，消费率最低，期望值分别在30%左右和70%左右。
国际经济还表明，外向程度高的国家比相同发展阶段外向程度低的国家，投资率比消费率高10个百分点左右；高储率的国家（比如东亚地区）比一般国家投资率高于消费率1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的情况偏离了国际的基本经验。
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高投资率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一定时期，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投资率高一点是必要的，也是许多国家成功的经验，但不可能持久，不可能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十八大以来，中央及时做出战略性调整，指出中国经济己进入新常态，提出了五大发展新理念，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这是十分正确的，使两个一百年要实现的目标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