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实行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并不考虑企业经营能否获得利润或获利多少，就是说税基是不变的，所以当企业利润下降或出现负利润的时候，它所承受的税费负担却可能是比较高的，甚至非常高。比如联华超市、某上市公司金融设备企业就是这种情形。根据联华超市2014年和2015年财务审计报告，虽然其营业收入从2014年的291亿元下降至272亿元，但它的实际税费支出却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从1.79亿元上升至2.54亿元。
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之下，一般说，企业的销售利润高，说明它的税负转嫁能力比较强。比如中国联通，它的销售利润率达到52.1%，某非上市投资公司财务费用里的利息收入高达201.7%，就标志着它们的税负转嫁能力较强。反过来，如果企业的销售利润低，一般它的税负转嫁能力也就差，就会显示其税费支出与净利润和税前利润之比相对较高，比如华英农业和联华超市都是这种情形。有学者研究过，我国制造业承担的流转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税负转嫁不出去，直接减损企业利润。
目前营改增已经基本完成，但改革后部分行业税负未减反增的情况仍然存在。我们在调研中有企业家谈过他的感受：一台卖10万元的机器有40几个配件供应商，实际配件成本超过6万元，但很多小零件根本没有发票，真正可抵扣的配件发票只有4万元，而制造这台机器的人工成本就超过3.5万元，结果这台10万元的机器实际利润不到5千元，而增值税却要交（10－4）x17％＝1.02万元。这就是我们阐述的“死角损失”的实际表现，如此重负之下，制造业如何正常发展呢？
我国热处理行业和其他若干行业中，增值税税负率超过企业利润率比较普遍。另外，现行增值税率是在制造业人工成本很低、进项比重较大时候设计的，现在人工费服务费等占比越来越高，可用于抵扣的进项税额大幅度降低，这个问题越是中小企业越严重，现行增值税实际税率偏高就是这么来的，而且是在企业税费负担调差中被忽视的一个真实问题。
政府减税决不只是对国内企业才有意义，它还关系到未来国际市场竞争。美国学者克里斯·爱德华兹在其著作《全球税收革命》中指出：“由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资本与人才可以在全球寻求栖身之地，即使是税收政策这样的内政也不可能只单纯考虑国内情况，必须放眼世界、紧盯邻国，稍有不慎，国内税基就会流失，大量资本和人才也随之流失。近20年来，由于不合理的税制，很多跨国公司的总部纷纷从美国出走，富人也开始放弃美国国籍。对这一趋势的同步观照，对我们了解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大有裨益。”
税收竞争发端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扁平化”的结果，资本与利润的流动性成为各国减税的压力。现在学术界已经把全球性的减税运动看成是一场税收革命，对中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富有启发。减税重要，在于它降低了生产活动的成本，包括工作、投资和创业的成本；减税也可有效防止政府变得过大，而低税负国家的竞争力要高于高税负的国家，这也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道理。所以，从更高的层次上说，减税还具有扼制“无限政府”的出现、保卫经济自由的意义。
减税的前提是缩减政府支出，而缩减财政支出的前提是裁减政府部分职能和规模。现在很多学者建议提高赤字率，目的是在不裁减政府规模的同时，为减税腾出空间。问题在于，减税能否产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债务的存量和融资渠道。如果政府减税了，但又通过公债加大融资量，那么只要政府不削减赤字率，总需求就不会有大的变化。这是来自于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分析。其中的道理是，政府如果不削减赤字，人们就可能产生政府在未来加税的预期，因而会自行增加储蓄以抵御风险。这样的话，政府先前的减税政策就失去意义了。
依据上述理论，我们主张的不是一时一变的减税政策，而是建立稳定持久的轻税机制。这需要缩减政府规模和政府占有社会财富的比例，为轻税机制创造前提条件；政府和立法机构应当协同共建“税负上限”控制机制，同时在在民间广泛推广公民预算参与机制，以保证在经济衰退期适时降税或退税于民。总之，应更加重视纳税人与征税者之间的共治与协商机制的构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