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有点让人不大“放心”：投资乏力，消费、出口下滑，GDP呈连续下降的趋势，今年前两个季度停留在7%的水平上。总体看，经济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创新不足，产能过剩现状没有根本改变，一些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倒闭，财政和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仍在积聚。

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是长期的体制病患——“投资拉动倚赖症”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虽然早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由于政府仍然垄断、主导着资源配置，市场因受到“体制障碍”而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价格指示器也因受到权力干扰而难以对市场供求关系作出调节。

但也不全是坏消息。目前就业情况尚好，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8%，人们普遍担心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通过债券置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风险，但目前看仍在可控范围之内，增长的基础条件并未消失，市场规模仍有扩大的空间，避开“硬着陆”是可预期的。

经济下行加大了财政赤字和财政制度改革的难度。我国税收历来以流转税为主，因而财政收入受GDP增长的变化的弹性较高，所以目前财政收入增长的幅度大大低于前些年。在支出方面，教育、科技、农业等7项支出占比近50%，车购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专款专用性质的收支，以及政府债务付息支出和国防支出占15%多，这表明，财政的大半支出是刚性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随财政收入下降而自动削减财政支出的机制，支出的刚性存在和收入下滑的现状相对撞，便会产生较大规模的赤字。

税制组合和税收政策与经济的增长从来都是密切相关的。随着“营改增”的进行，增值税基本上取代了营业税，流转税制中久已存在的重复征税和抵扣链条断裂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各产业、各行业之间的税负比过去均衡多了，企业税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轻，而且这种轻税效应正逐步惠及整个产业链，有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

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税制设计依然欠缺，其所导致的低效、不平等、扭曲以致损害经济运行的问题仍然存在。据对部分省份综合税费负担率的调查，第二产业14个行业样本企业的均值为95%，即企业产生100元税后利润，需要向政府交纳95元税金；第三产业9个行业的负担率均值为198%，即企业要产生100元税后利润，需要向政府交纳198元的税金。各产业之间的负担率差异较大，第三产业的负担总体大于第二产业。负担率越高，表明政府从企业收益中拿走的越多。 

调查中还发现，政府以税费方式参与企业收益分配，其机制存在逆向调节，即企业规模越大，综合税费负担率越低，利润水平越高，负担率越小。小型民企（500强之外、规模以上）的税负始终比500强民企要高，且近些年来的差距呈扩大趋势。2003年以前，其税负高出500强民营企业0.6个百分点，近年来达到0.9个百分点。这是一种税制的累退效应，是不公平产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尽管实行了不少针对小微企业的减负措施，整体情况并未改观。

我国流转税比重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在60%以上。所得税接近30%，其他税种在10%上下，对流转税的倚赖没有改变。前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税负不均衡问题，就是一种“税制病”，是流转税天生所具有的累退性和可转嫁性的反映。它加大生产成本，对企业投资不利，也因为促动市场价格升高而对激励消费不利。也就是说，当前的税制组合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增长的要求是逆向而行的。

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和改革，一方面要合理改进“营改增”，更有效地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同时可考虑在部分行业如房地产业、旅游业中暂时保留营业税，以照顾这些企业因难以取得增值税发票而无法抵扣进项税额的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第三产业综合税费负担率大于第二产业的状况。另一方面，应从根本上改造税制，逐步加大财产税和资源税的比重，最终建立一个以轻型税收为特色的税制组合。

近期很多学者依据经济形势的判断主张全面减税，但其很难成为当前的主要政策选项。这是因为，在经济下行、财政收入水平明显下降的的情势下，政府很难接受大幅度减税的政策建议。但这并不排除对某些税负过重或不公平的行业或产业的减税，只是相关问题的处理应慎重，做好政策调整之前的调研分析，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依法而行。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