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雾霾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在国内引发民众忧虑，在国际上也备受关注。例如，韩国和日本就常把本国出现的雾霾天气归咎于中国；连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认为中国的雾霾“飘洋过海”，荼毒美国。
雾霾天气使一些在中国的外国人忧心忡忡，一些常住北京的外国人，也开始考虑离开。报载，俄罗斯夫妇麦凯威已在中国生活、经商十年，却因空气污染问题影响孩子健康而离开北京。一些在北京的外国雇员要求公司支付“危险津贴”，有的高达每年15万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雾霾也吓走了不少潜在的来客，一些跨国公司在华高层表示，空气污染大大增加了国际招聘的难度——你怎么说服人们到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来工作？这无疑将严重影响中国在国际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
雾霾，让俺们国人深受其害，也成为中国经济、环境失衡的形象写照，美国《财富》杂志就曾犀利地指出，雾霾是对中国高能耗增长模式的“死刑宣判”。
说到中国高能耗增长模式，俺不由想到“效率”二字。长期以来低效率困扰着我们，譬如，我国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在粗放经济结构和单位产品耗能高的状况下，中国这个“低端工业产品的世界工厂”，不产生雾霾倒是件怪事喽。
日前，看到一则消息说，中船重工集团711所所长金东寒去欧洲一家船舶发动机工厂考察，对方的报价出乎他预料，即使算上往返运输的费用，总价也比在国内加工便宜。船舶发动机机身是用龙门镗铣床将毛坯件加工而成，国内报价相当高。原因是龙门镗铣床价格昂贵，最贵的能达到一亿元，开动起来大部分成本是折旧费，只有生产效率越高，分摊的折旧成本才能越低。然而，国内每加工一件发动机机身需要130小时以上，欧洲企业只需13小时左右，工时相差整整十倍。究其原因，金东寒认为，“国内虽然有好的设备，也有人工费用便宜的优势，但没发挥出效率，这是很大的问题。”
列位看官您瞧，相差十倍的效率，再加之我国以煤炭为主要燃料，况且还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致霾因子自然就会极多。因此俺以为，消除雾霾应在“效率”上下功夫，假若能与发达国家有一样的生产效率，雾霾天气最起码也能减少大半。
效率低下同样困扰着我国物流业。近些年来物流业的成本始终占GDP的18%左右，几乎是世界发达国家的一倍，庞大的物流成本，显露出我国物流业的营运普遍缺乏效率。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大部分发达国家更依赖于制造业，但物流费用高、效率低的问题非常突出，有业内人士讲，这与中国目前存储、运输方式的不合理，以及行政管理隐性成本的高企息息相关。
记得2011年央视《经济半小时》曝光物流顽症，讲了一件事：广州城市之星物流中心运送四个灯具到山东临沂，运费402元，只能赚到12块钱，但是却要缴纳39元的税，税金相当于利润的3倍还要多。现在营改增已不按照这种税制纳税了，不过运输企业的税率由3%改为11%，却是很让运输企业日子不好过。国家出台营改增的目的本来是减少物流业税负，可是这种不降反升的状况加重了企业负担，非正规物流企业可不开增值税发票，让税收流失，货主也可能逃税。营改增对于交通运输企业来说，也成了个“半拉子”工程。对此有人说，将物流所涉及到的相关行业收入纳入营改增，运输企业抵扣项多了税负就降下来了。可是何时才能实施？至今也没个时间表，企业只好咬牙硬扛着高税负，似大旱盼云霓那样，憧憬着实施后洒下的甘露。
由此俺想道，我们的行政管理效率是不是也应加快改革？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的状况已经在制约着亟待转型的经济与社会。且举几个例子吧：企业登记在上世纪80年代大概盖40个公章就行了，到了本世纪初普遍要盖100多个公章。海南省人大代表在海南两会上晒出了他制作的“行政审批长征图”，投资项目办手续需要经过10 多个部门审批，30 多个环节，盖100多个图章，至少需要272 个审批日。官员公开个人财产本来在国际上是一个成熟的制度，可是在中国嚷了十几年至今仍没有实行。
由此看来，让物流业有切肤之痛的税制改革尚无明确的时间表，也是情有可原喽。不过，俺们物流企业可真等不起啊！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