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难以克服的深层次问题。比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体制的惰性和超强的塑型能力等，不少中央政策到了地方层面就变了形，总是脱不开旧体制的影子。此外，受国际需求的疲弱及劳动力成本升高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不能继续依赖外贸出口的支撑，必须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带动已经陷入僵局多年的全国性的经济结构调整。所以，中央决定继续遵循邓小平时期的一条重要的经验——以开放促改革。刚刚建立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把要这块28平方公里的地方当作新体制顶替旧体制的一个试验场。
所谓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通常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相互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且取消绝大部分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开放投资，从而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的特殊区域，是一个国家实施多边或双边合作战略的重要手段。自由贸易区是所有自由经济区域中仅次于自由港的、开放层次和自由度较高的特殊区域，它既可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发展出口加工业，也可以建立保税仓储，进行商品展卖和转口贸易，允许外资设立金融机构，还可以在这个区域内试行货币兑换自由、外汇进出自由等。现实中比较典型的自由贸易区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我国新近成立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也属于这种类型。
自由贸易区在世界上的发展势头迅猛，目前已达数十个，范围遍及各大洲，是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形式之一。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可以更加便捷地扩大彼此之间的合作以获得互利双赢的效果，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成员国内部的结构调整，借助外力来促进国内的改革。自贸区能否成为对外开放的“新窗口”，关键在于其在体制、管理、规则上能否与国际贸易谈判接轨，如果不能接轨，我们就有可能被驱赶到新的国际贸易体系的边缘，我们的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就将面对新的限制和制裁，同时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活动也将受到阻碍。据说，目前我国已经改变对美国主导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消极看法，正在考虑加入该协议谈判的可能性，其基本意图也是在于借此来“倒逼”国内的体制改革。
上海自贸区目前已经放开了三大金融管制，即银行利率市场化（自由化）、人民币跨境流通和松绑外资金融机构进驻规定等。这三大管制，过去是国有银行的坐享超额利润的三张王牌。据统计，2012年国有银行总获利高达1.2兆元，在所有国企利润中占比高达六成。这些银行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并未将资金投入实际产业，而是通过“影子银行”等手段，大量放贷给地方政府或国企用于炒楼、炒地，造成民营企业贷款难，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怪现象，更使金融体系的风险愈益累积。国务院此次举措，意在迫使国有银行转型，短期内势必冲击其久已存在的既得利益。同时，自贸区还将取消一系列WTO规则下的保护和限制措施，实行服务业的全面开放和一系列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措施。
但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改革还不是自贸区改革的全部，更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自由贸易区既不是特区也不是新区，其目的不在于向中央争取到更多的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而是在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新型的制度体系，实现对投资、贸易等领域的高效管理。国外的管理奉行的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准则，而我国实行的是行政许可、审批制度。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管理的探索将使得上海自贸区范围内的外商企业管理逐步与国际接轨，审批制也将转为备案制。这就是所谓“以开放促改革”的试验场的现实版，中国又一次处在改革开放的重要的转折点上。
作为“自贸区”的第二梯队，天津获批的希望不小。天津是块宝地，是我国最早与日本、韩国开展经贸合作的城市之一，而且早就计划从东疆保税港过渡成为自贸区，筹备比上海早得多。目前东疆二岛的规划已经启动，计划5年内投资近600亿元填海造地40平方公里。笔者认为，比大规模的构造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是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和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创新，这样的经验才有可能“可复制、可推广”，或者说，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