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提供的一份统计数据，上面说，目前占中国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其收入或消费的份额仅占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其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却高达50%。由此可以计算出，我国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差别之比是10.7倍。同样的数据，在美国是8.4倍，印度是4.9倍，俄罗斯是4.5倍，而日本，只有3.4倍。这就意味着，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大概没有之一。
进一步搜集数据，发现中国的问题远比想象的更加严重。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50%～55%的水平，而美国该项指标早在19世纪就达到了50%。城乡差距，2005年我国是3.22倍，2009年就扩大到3.36倍，绝对差距首次超过一万元。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最新的劳动工资数据显示，1991年行业平均收入最高于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5年扩大到4.88倍。如按行业细分，2005年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行业是最低行业的7.78倍，到2009年，这个差距已经超过10倍。东部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的趋势也没有扭转迹象，仍在持续扩大，相关数据不引也罢，网上一查就知道了。
这就不好玩了。人们看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甩包袱”式的福利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并没有克服原有制度的缺陷，国家福利的享受面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社会收入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城乡隔阂不仅没有被真正打破反而进一步固化了，“新农村”不仅没有建成反而日益萧条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劳动力的做法使得城市化进程没有进步反而停滞了。今天的人们已经集体意识到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的严重后果，转而主张把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到把公平放在优先的位置上来，改变现有福利制度的不公平取向。古人所说的那句至理真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被人抬将出来，要求政府应多多关照穷人，增加低收入者享受的国民福利，让我们的福利制度真正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将涉及国家财政政策的一些基本方面的改革，政府应当以不低于税收增加的速度增加其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而这些资源的配置，不应依据居民所处的地域和身份的不同，而应考察居民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本着谁最穷就先接济谁的原则，实行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政策。也就是说，谁陷入困境，谁的日子过不下去，就最先补贴给谁。这就必须打破原先一直实行下来的向城市、向国企、向政府部门、向权势者倾斜的分配格局。只有这样，才是政府施政的正确方向，这样的财政，才称得上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公共财政。这样一种共识正在我们的社会中逐步形成，很难为决策者所忽视。
这样的认识当然有道理，相关政策也确实需要依据这个思路进行调整，但是还需指出，现在很多人并没有真的弄懂孔夫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他在这里说的主要不是指人们的收入状态、财富分配格局，更不是今人所说“平均”的意思，而是国家政理的公平与否。如汉儒孔安国注云：不患寡意为“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均平”。政理，古书上多谓为政之道。孔子在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之后又接着说：“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东汉经学家包咸注云：“政教均平，则不贫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大小安宁，不倾危矣。”所以孔子的这句话实际意思应该是，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得到其本应得到的一份利益，任何统治者都必须尊重这条合乎天理人情的原则。对此，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曰：“寡者，民多流亡也；均者，言班爵禄、制田里，皆均平也”，为这种解释加了一个注脚。
如今的财富分配的不均和不公平，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不均平，这才是从更高层次上认识问题。若是单纯只是对财富重新进行一番分配，增加一些财政的转移支付，让富人穷一点，让穷人富一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辨清孔子的这一思想的意义在于，国家在进行财税制度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同时，不应忘记比分配财富更重要的事：公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保障，社会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得到同样的尊重和同等的保障，而这就需要我们的国家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上，来一番彻底的更新改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