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改革是一项企业与国人高度关注的改革。目前的“营改增”对物流业来讲有利有弊，因此物流企业希望不断完善“营改增”，使企业真正享受到税改的红利。为此，本刊编辑部邀请把酒临风、夜雨观澜、金玉其中三位专家做客“深度”栏目，就税制改革问题纵横捭阖，直抒胸臆。

“营改增”亟待完善

专栏小编：三位专家好，欢迎做客深度栏目。上一期我们谈论减税问题，有读者来信说，眼下企业希望深化税制改革给企业减负，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加大对减税的呼吁力度，让企业真正享受到税改的红利。本刊的这一期“特别策划”也是谈税改问题，记者对“营改增”进行了调查，采访了一些企业和专家，他们各自谈了对“营改增”的看法。我看，这一期的“深度”，我们也接着“特别策划”栏目主题来谈谈税制改革吧。
把酒临风：好的。我接触了些物流企业，他们认为“营改增”利弊同在，特别是公路运输企业认为“营改增”弊大于利。企业负担加重了，日子不好过，所以他们非常希望对这个政策进行完善。
金玉其中：“营改增”从2012年1月起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进行试点，2012年8月扩大到十省市，2013年8月扩大到全国，今年1月扩大到铁路运输业与邮政业，这期间出现许多问题。不管是质疑声，甚至是反对声，我觉得我们不应否定“营改增”，先要进行认真思考。税制改革是一个牵动多方利益的改革，从个体利益方面讲，很容易讲出利弊，就像运输企业税负不降反增，因此他们觉得弊大于利。但如果从“营改增”的整个面上看，还是利大于弊的。制度上的改革，要对比新旧制度的优劣长短，整体上是好的就要坚持下去，不能因为某一点上有瑕疵就予以否定。
夜雨观澜：“营改增”是税制结构性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的税改力度都大。“营改增”只对收入和成本的差额部分收取税费，企业承担销项税减去进项税的剩余部分，应该讲是减轻了税负。但现在的问题是企业找不到进项税票，这样企业就看不到税改的好处了。我国搞公路运输大多依靠零散社会运力完成物流服务，这些零散社会运力以小型企业为主，他们的价格本来就不高，再让其负担11个点的增值税率，难度不小。而且这些企业每月追着供应商到税务局代开“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确实有点难度。再有，一般物流企业都要垫付费用，如果开不出进项税票抵扣，那企业就要赔本赚吆喝了。
专栏小编：无论如何企业是要生存下去的，那么，眼下运输企业如何才能摆脱困境呢？
夜雨观澜：这些运输企业要想不死掉，一是要求客户承担税费，也就是提高运价，当然难度很大，况且这个市场是个无序竞争的市场，你不把运价降低，自然有低运价的，因此大家都在咬紧牙关低价揽活儿，但走这条路也很难走通。二是虚开增值税发票，也只有走这条路看来是最现实的了。这虽然违法，若在法律和生存之间抉择，生存显然是第一位的。
金玉其中：其实企业的这些困难有关部门都了解，因此对企业实行了税收补贴政策，以缓解企业困境。
夜雨观澜：我听企业人士讲，目前的抵扣范围太小，很多项目都不能抵扣，而且有的供应商没有资格开增值税发票，抵扣成了“空头支票”。有关规定说，国税局负责增值税的征收，地税局负责过去税赋的审核，差额部分，由国家财政实施政策性补贴。这办法虽好，但在具体落实上，总有行不通的地方，很多企业只怕等不到行通了那天就倒闭了，所以走旁门左道也是无奈之举。
专栏小编：我感觉现在问题集中在两点上，一个是税率，一个是抵扣。降低税率，增加抵扣，是企业要求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三位专家有什么考量？
把酒临风：改征增值税后，运输企业可抵扣的项目主要为购置运输工具和燃油、修理费所含的进项税，但在真正抵扣时也并非易事。以购置车辆为例，小企业很少能在这上享受抵扣。就轻资产物流企业而言，有些业务外包给其他车队或者个体户，车辆并不属于物流企业的资产，因此根本没有办法抵扣。
夜雨观澜：物流企业的成本构成30%～40%是油费，大约30%是路桥费，30%的人力成本，而企业的人力成本、路桥费、房屋租金、保险费等主要成本均不在抵扣范围，可以抵扣的燃油、修理费等费用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不足40%。所以说，增加抵扣对企业生存极为重要。再有，交通运输业的税率偏重，这个税率很难让企业承担。说到底，我看还是因为抵扣项少，才使企业承担不了这个税率。
金玉其中：增加抵扣项是税改的重大进步，随着“营改增”的扩围，抵扣项也会越来越多，物流企业的税赋也会逐步减轻，成本压力也会逐渐减小。另外，从改变物流业小散乱状况看，“营改增”可以促进规模物流企业发展。比如现在很多物流企业的部分业务都是找些个体户来做，比较散比较乱，而“营改增”后，这种属于小规模纳税人的企业提供不了增值税发票，这样小企业的成本优势就不再明显，会促使行业整合，向规模化方向发展。还有那个税率问题，有些行业的抵扣比较合适，比如咨询业等，过去税率是5%，现在是6%，只要稍有抵扣，税负就是降低的。交通运输业以前税率是3%，现在变为11%，要使税负减下来，抵扣水平至少要达到8%，如果不能做到8%的抵扣，那么税负就会增加。所以，接下来完善“营改增”要增加抵扣项，这样企业才能实现减负。
专栏小编：看来主要问题交集在抵扣项上了，增加抵扣项企业的税负就会减少，成本压力就会减轻。那么，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你们是怎样看的？
金玉其中：随着“营改增”扩围，抵扣项肯定会增加。去年对试点“1+7”行业的税收政策进行了明确，增值税的抵扣范围得到扩大，以前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也能纳入抵扣。因此，我认为“营改增”在运行中出现问题，新政策也对此进行了调整。如交通运输行业的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发票从原来7%的抵扣税率，变为正常的3%就是个例证。
专栏小编：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年，税制改革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改革，不仅与企业息息相关，更是与政府紧密相连。我想，“营改增”是一项涉及到多方利益的改革，平衡各方的利益难度肯定会很大，对此你们有何考量？
把酒临风：“营改增”是税制改革，而税制改革是改革中最难进行的一项，原因就是牵动了利益的分配。这次“营改增”牵涉和影响面之广，超过了1994年分税制以来任何一项税制改革。增值税属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营业税属于地方税，而且营业税是地方税的主体税种，被增值税取代后，必然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然而，地方税不应该被简单地仅仅理解为地方收入问题，地方税更多地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关系，体现了国家税权的纵向分配结果。从地方税的起源、发展和改革目标看，如何与中央政府按照事权不同实现税权的合理分配，其实才是其中的关键。
金玉其中：“营改增”对税收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用，尤其是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由于营业税为地方税，而增值税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为平衡和协调中央与地方财政利益关系，“营改增”后税收归属采取了“一税两制”方式。工商业增值税仍由中央与地方共享，而服务业增值税仍视为地方税归地方所有。应该说“一税两制”由于引发利益矛盾较小，是可行的现实选择，但毕竟不是长远之计。为此，有建议将“营改增”后的“一税两制”改为”统一税制”，将工商业和服务业增值税并轨，并重新调整和划定分享比例。但由于其只解决“营改增”引发的体制矛盾，并没有解决现行分税制固有体制矛盾，因此，“营改增”一旦覆盖全部地区全部行业，将倒逼财政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怎么改？地税局怎样处置？都是改革的大题目。
夜雨观澜：“营改增”绝不是简单地调整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而是涉及到国税与地税的权益关系，“营改增”后虽然体制上“一税两制”，但管理上统一由国税局负责征管。从而有利于降低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减少机构摩擦。然而，失去对营业税的征收和管理权限，对地税局的冲击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也将开启对税收机构设置的重大改革。

深化税制改革

专栏小编：由此看来“营改增”不只是税制的改革，也是政府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企业角度讲，改革的目的就是促进经济发展，对于税制改革来说，就是要企业能够享受到税改的红利。从这一角度看税改，三位专家是怎样看的？
夜雨观澜：从企业角度谈享受税改的红利，我觉得靠“营改增”来实现降低税负不靠谱。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均属于较高水平，同时税负还呈现逐年升高的态势。虽然政府出台了一些减税政策，但仅通过税收减免政策、税率的调整等一些技术性手段，是否就能实现降低税负呢？你们看，无论从最窄口径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是广义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年年都在增高，这样怎能给企业减负呢？在上一期我举出一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今天再说一遍：2013年国内增值税为28803亿元，营业税为17217亿元，两者合计46020亿元。如果说营改增后企业税负减轻了，国内增值税与营业税总额应逐渐减少才是，而实际上却逐年增加，2012年比2011年增加了11.12%，2013年比2012年增加了9.15%，即使把2012年和2013年的GDP增幅分别是7.8%和7.7%因素也考虑进去，营改增后企业税负也并未减轻。
把酒临风：“营改增”正在各行业全面推进，前些日子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财税部门已经开始着手对房地产业进行“营改增”调研，房地产业营业税改缴增值税后，税率很有可能为11%。就是这个税率房地产业也在哭穷。房地产业怎么也比公路运输企业强吧，他们11%的税率都受不了，那么物流业指望税改能享受到多少红利呢？看来我们需要好好思量一下了。
金玉其中：目前，房地产相关税收在地方财政中占了较大比重，营业税是地税部门在收，而增值税是国税部门在收。房地产“营改增”之后，地方财政也会面临不小的压力，看来推行的过程也会碰到不小的阻力。因此说，税改实际上是一场利益的博弈。
把酒临风：我们从全面深化改革来考量是税制改革，那么政府行政改革对于税改有何积极作用？日前媒体报道，宁波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总债务高达1732.82亿元。其中，2014年和2015年宁波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分别为468.25亿元、357.27亿元。这意味着，宁波市政府在2014年和2015年每天分别需要偿还1.28亿元、0.98亿元的债务。我举的这个例子是来说明，地方政府高负债已成普遍现象。大家都知道政府的财政来源一是靠卖地，二是靠税收，现在房地产不景气，靠卖地不灵光了，税收自然要担起重任。这样一来，企业期盼的税改红利还能不能到手也就成了问题了。
专栏小编：是不是政府减少开支，进行政府自身的改革，才能有效推进税制改革？
把酒临风：确实是这样。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是指必须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属于“政府债务”，而政府负有担保责任和可能承担救助责任的债务属于“政府或有债务”，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债务无须偿还，但需承担连带责任，或者给予一定救助。地方政府偿债能力首先要看财政收入。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宁波财政总收入1650.8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792.4亿元，中央财政收入858.4亿元。由于偿债能力不足，宁波市本级、3个县(区)本级和10个乡(镇)政府只能“举借新债偿还旧债”。
夜雨观澜：把税制改革与政府改革联系起来也是一个思路，政府财政开支年年增加，企业税负岂能降下来？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十分必要。今天，我们纳税人要担负党政机关人员薪水和生老病死开销，还包括那些吃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人员，这个庞大的负担大家考虑与减税相关吗？我看还没有联系在一起考虑。每年的财政预算不透明、不公开，纳税人缴纳的税钱怎么花的，纳税人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年底突击花钱，眼睁着不把钱花完，明年财政拨款就会减少，部门利益损失很大嘛。“八项规定”我觉得真好，“三公”少了，但那省下来的钱去哪了，是不是应该有个交代？
专栏小编：看来税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其实，企业不光是向政府纳税，有时政府也给企业补贴。“营改增”后对于税率偏高的运输企业，我们不是一直在呼吁给予补贴吗？不过，我也听到了反对补贴的声音，认为有悖于市场公平。对此，你们是怎样看的？
把酒临风：从市场公平角度看，补贴有悖于公平。比如媒体曝光的“两桶油”十年受补贴超过千亿元，这对其他企业来讲，显然不公平。虽然政府动用财政资金补贴“两桶油”的理由是，它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功能造成亏损，但是否亏损一直饱受人们质疑。显然，政府的补贴作为一种无偿转移，是干预市场的一个直接手段。尤其是在当今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时，政府对企业的各类补贴，有必要做新的审视。
金玉其中：我觉得政府的补贴机制不能说完全都是负作用，也有积极的一面，但出现了很多乱象须引起高度重视。比如，政府推动光伏产业发展，动用了财政补贴，希望通过资源的倾斜能够使得企业加速度发展，但是很多地方有些“跑偏”了。掌握政府补贴权力的官员可能通过自己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利用分配财政补贴的权力寻租，如在2013年底，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的一名官员被判无期徒刑，就是在过去多年间为某些企业获取政府专项资金提供帮助，借机从中索取好处费2000余万元。我认为，对于政府补贴不能一笔抹杀，但也要承认一个事实，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来干预市场，有时候产生了扭曲的效应。这种扭曲的状况，一方面会损害市场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会影响财政资金的支出效率。
夜雨观澜：市场经济应该不应该有政府补贴？我认为不应该有。政府你想促进某个产业发展，可以减税嘛，用财政资金补贴，对纳税人怎么解释？这些年来我们与多个国家打贸易官司，很多都是他们指责我们的企业享受补贴而进行惩罚性高关税制裁。所以，我认为政府补贴是市场不规范的行为，既然我们已经肯定要搞市场经济，那么就应该取消政府补贴。
专栏小编：进行“营改增”的改革，从整体上实现减税，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是我们的目的。在这项税改实施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解决这些问题才是关键，对此你们有何考量？
金玉其中：“营改增”作为目前我国深化税制改革的一项内容，在制度设计上应体现社会公平的取向。这里包括两点，一是修正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税收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税负不公等现状的需要；二是用税收来调整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分配正义作为深层次税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即不仅应着力于转换税制以实行结构性减税，更应借此契机一并调整其所牵涉到的整个财税制度，以点带面、最大限度地实现分配正义。
夜雨观澜：“结构减税”喊了几年，其实尚未真正落实。尽管有统计数据显示“营改增”为企业减税达40%，但并未真正达到结构性减税质和量的要求。你们看，税制设计不合理致使部分企业税负不减反增。尽管有些地方设立专项基金予以过渡性财政扶持。但若推广至全国，其他地区很难有足够财力设立专项基金。同时，这种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在确定税负是否增加、增加数额的计算上税务机关拥有较大的裁量权，企业的权利难以保障。因此，我认为减税不是结构性减税，而应当考虑总量减税。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不能只增不减，要考虑在整体上减低中国的宏观税负。在接下来的税改中，我看，一是优化税制类型结构，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二是优化税种结构，扩大资源、财产、环境类税收。
把酒临风：税改的目的是要企业享受到税改的红利，无论是“营改增”的结构性减税，还是整体上减低中国的宏观税负，我看都要切实降低纳税人的负担。政府给企业减税，不是对企业施恩，减税是为了刺激经济，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更应该通过减税来达到刺激经济发展的目的。从另一个角度讲，税收调节社会财富，也是稳定政权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在当今社会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时候更该如此。那么接下来的税改，是不是应该朝着加大直接税方向进行？我认为应该这样。目前我国间接税占比均超过65%。间接税比重偏高易推高物价，抑制消费需求和增加低收入者“税痛”。再有一点我认为很重要，就是纳税人的意识和权力很弱，现行的法律光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对纳税人的权力缺少保护，这样的话，我们还谈什么税改？所以我说，对于税改，我们不能只在方法、措施变革的层面上讨论，要从对公权力的限制，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上去认识。
专栏小编：三位专家今天就税制改革谈了各自的看法，虽然观点不一致，但目的都是希望减税，让企业和国人享受税制改革的红利，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吧。税制改革是一项难度极大的改革，牵涉到每个人利益的分配，因此大家极为重视。我希望三位专家在今后继续发表你们的新看法、新观点，也希望读者踊跃参加。好，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感谢三位专家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