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所思：近两年，随着国际间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广场协议”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当年为何会出现“广场协议”?主要当事国对事态的处理对现在有何借鉴意义?三十余年后我们重新梳理那段历史，会发现不同寻常的启示。

　　《广场协议》的来龙去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元持续走强，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经济陷入衰退是《广场协议》诞生的历史大背景。

　　“广场协议”，是指1985年9月22日，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和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的一次关于如何解决西方主要国家间贸易和债务矛盾问题的高层会议后所达成的会议决定。全称是《法国、西德、英国、日本及美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声明》。在协议中，各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一致同意：各国应对外汇市场作出干预，调整外汇汇率，利用汇率调节贸易失衡问题。

　　据经合组织统计，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对日元、马克、法郎、英镑的总体升幅达到约50%。美元走强给美国出口带来巨大压力，同时日本作为新崛起的经济大国，其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进一步令美国逆差状况恶化。为此，美国当时的里根政府开始对主要贸易伙伴施压，以解决美元被高估和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问题，最终促成美国在1985年和主要贸易伙伴签署《广场协议》。

　　在协议中，虽然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均有所让步，但日本做出的妥协最大，《广场协议》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虽然从1985年到1987年日元对美元升值超过50%暂未造成金融市场和经济动荡，且日本经济直到1990年前都保持较高速增长，但同时，由于担心日元过度升值有损经济竞争力，日本政府通过放松信贷维持经济扩张势头。从1985年至1987年，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从5%降至2.5%，日本股市、楼市泡沫因此越吹越大。

　　到1989年，日本当局意识到经济过热转向加息，但步骤很激进。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央行基准利率从2.5%升到6%。银根急剧收紧刺破经济泡沫，日本经济随后进入所谓“失落的十年”。

　　所思一：今天，各界对《广场协议》和后来的日本经济困局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仍存在争论。按日本经济界的权威、东京大学知名教授伊藤元重的观点，“广场协议”并非造成日本“失落的十年”的元凶，日本自身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没有顺利完成软着陆，同时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失当，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日本，处于经历了经济和人口的高度成长期，逐渐迈向成熟社会的阶段，然而，当时的日本却没有在恰当的时候及时进行有效改革，并最终导致了其后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的最终破灭。

　　“失落的十年”真的存在吗?

　　近来，随着国际贸易摩擦的风险升高，国内有关《广场协议》的解读重新为人关注。一种常见的观点是，1985年9月22日签署的《广场协议》是美国遏制日本崛起的举措。当时正值冷战高峰，虽然美日贸易摩擦日趋激烈，但双方仍是安全盟友关系，美国面临的第一威胁来自苏联，由此不存在全面遏制日本的动机。当然不可否认美国确有利用其经济和军事优势强迫他国调整政策，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的目的，但《广场协议》并非单一针对日本，当时签约方为五个：美、英、法、德、日本，所以称不上是刻意打压日本的阴谋。

　　另一种常见的解读是，《广场协议》是日元升值、日本经济陷入“失落十年”的罪魁祸首。协议导致日元升值不假，因为这正是协议目的所在，但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陷入所谓的“失落的十年”之间却并没有因果关系。

　　《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对美元开始大幅升值，1985年~1987年日元对美元升值超过50%。但这种升值是对此前日元低估的修正，日元估值并没有脱离基本面。

　　如果日元是因美国干预造成过度升值，那么此后必然贬值，但这并未出现。美元对日元汇率在1980年约1比220左右，到1987年为1比145，到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1991年时为1比135，此后迄今美元对日元的波动幅度主要在80~120区间，这意味着《广场协议》后日元虽然大幅升值，但并未偏离均衡值，反而是向均衡汇率靠拢。

　　其实就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危机成因，经济学家已基本达成一致。日本前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文章《日本汇率政策失败所带来的教训》中说：“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了错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因此，虽然《广场协议》和后来的日本经济危机确实存在“相关性”，但却很难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日本政府在面对外部压力时自乱阵脚，先过度释放流动性、此后又过快收紧银根，接连的激进决策才是造成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的根本原因。

　　虽然日本经济在1991年泡沫破裂后陷入长时间低迷，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日本已基本完成战后经济复兴目标。1991年，日本名义人均GDP已达2.87万美元，高于美国的2.44万美元。日本早已跻身一流发达国家行列。

　　所思二：当时日元升值和贸易摩擦倒逼日本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在压力之下日本私营部门开始积极寻求出路。日本企业利用日元升值大幅增加海外投资，将大量产能转移到海外，以化解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在泡沫破裂的1990年代和新世纪初，大到汽车小到随身听，日本商品依然风靡全球，同时日本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精益生产”也成为全球企业学习的楷模。可见“失落的十年”的说法恐怕也并不确切。而这背后的原因不由得引发人们反思。

　　日本处理“危机”对当前中国的启示

　　危机来临时，往往不仅仅是危险，同时也伴随着机遇。将“危”降到最小，并从中发现“机”、利用“机”，转危为机，才是正确之路。回顾日本的处理危机之道，对今天颇有借鉴意义。

　　日本面对危机，首先，主动刺破股市和房地产泡沫，使资金回归实体经济。1989年12月，前日本央行行长三重野康上任后，面对日本过热的经济景气，他主张刺破泡沫。从1989年起，连续五次大幅调高利率，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利率由2.5%增加至6%。日本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股市泡沫因此被戳破。泡沫被刺破后，再加上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这使石油完全依赖进口的日本遭受重创，1990年1月12日，日经指数顿挫，日本股市暴跌超过60%，被称为“日本股市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而在1990年全年，日经225指数下跌了38%。此后，由1989年的38915高点一路下跌至1992年的14304点，股市泡沫亦被刺破，从此，日本股市陷入了长达20年的慢慢“熊市”之中。

　　此后，日本政府又实施一系列政策来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1990年，日本银行又出台《控制不动产融资总量的通知》，市场上称这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发火点”。1991年，日本不动产市场开始垮塌，大量的土地和房屋滞销，房价在3个月之内暴跌65%。1992年，日本大藏省又出台“地价税”，规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须交纳一定比例的税收。“地价税”的实施，让那些在之前购买了大量土地的投资者抓紧时间出售土地，但是“接盘”的人几乎没有，一时间市场上供大于求，导致房地产价格一泻千里。

　　与此同时，面对经济的下行，日本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开始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政策方面，20世纪90年代，日本制定了“科技创新立国”的国家战略，精准实施“扩大内需、简政放权、结构改革”等计划，大量引进高科技人才，鼓励企业科技创新。资金方面，政府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对科技创新成果进行大力度的税收返还和奖励，并引导各路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企业，远离房地产。与此同时，日本还加强对税收返还等资金的管理，确保每一笔钱真正用在科技创新上，不能被挪作他用。制度方面，政府着手开始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证评价体系公正透明等。科技成果受到了保护，这使科技创新者没有了后顾之忧，全力以赴进行科研创新。截至2018年，日本已经有18人获得诺贝尔奖。

　　沉疴须下猛药，日本处理危机的政策虽然难免激进，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坚持，从而开创了日本经济的新局面，不但使日本经济完成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海外扩张的布局，还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创新企业。2015年在汤森路透评选出《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时，日本企业有40家，已超过美国的35家登上榜首。

　　所思三：“广场协议”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它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影响却非常深远。它虽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创伤，但同时促使日本抓住机会，合理地处理“危”与“机”，使本国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这对我国当前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我们应汲取日本经济衰退与转型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推进创新驱动，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