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动产融资监管为主要形式的物流金融，经历20年的历程，盛极一时。曾被誉为20世纪以来金融市场最重要、最有生命力的金融创新之一，很多大型国有物流企业纷纷抢滩该领域。但在上海钢贸、青岛港等融资风险事件出现以后，物流金融陷入了低谷，银行业“谈钢色变”，国有物流企业逐渐退出了这个领域，业界惊呼：“质押”融资怎么了？

随之而来的是质押融资业务的大幅缩减，更有这个行业对此业务的深刻反思，质押融资业务作为服务于所有中小企业、直接受益于物流业、制造业、银行、现货或期货交易所、供应链企业和电商等众多方面的一项服务产品，更是一个普惠实体商品经济的基础服务产品。那么，如何医治质押融资这个疑难杂症使其再现辉煌呢？为此，记者采访了中仓仓单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沁河。

病症：质押骗贷

近几年来，物流金融始终处于跌宕起伏的状态，物流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承受了非常大的风险和困难。杨总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国物流市场相比欧美市场在技术和信用体系上有较大的差别，同时，我国的司法实践相比经济运行还较落后，所以我国的“质押”融资业务一度出现了大的震荡，这些事件险些将“质押”融资业务颠覆于泥潭之中。

中资银行业前十几年“流行”的动产质押监管模式在华外资银行始终不接受，外资银行仅接受法律结构清晰的合格品牌物流企业（外资为主）的仓单质押。而事实是，危害甚大的上海钢贸融资事件和重复质押案例绝大多数采用的是动产质押监管模式，由于以钢贸市场和比较低端的基地作为保管方，中远中外运等大牌企业作为监管方一起“组合”运作，“从国际和产业发展长期视野来看,这是种过渡模式，本身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实物操作障碍和法律与技术障碍”。银行为了开展具有重大市场价值的融资贸易，不得不接受这种现状，而一旦经济出现严重下滑，类似钢贸事件等违约失信事件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最终，物流和金融无疑成为最大的受损主体。

       与之不同的是，青岛港事件引发的有色金融虚假质押和重复质押连环案例绝大多数纠纷发生在提单转换“质押清单”环节，物流企业用“入库单”“质押清单”这些没有中国合同法和物权法支持的习惯单据在低层次运行。

“对于这两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前者是动产质押监管出现了问题，后者是仓单质押出现了问题。”杨总介绍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操作模式产生的问题，暴露出仓储能力、管理水平双重能力的不足，更显示交易所和中外银行使用仓单、辨别仓单、处置仓单能力的不足。

而这一现象很大原因在于物流企业自身服务能力的不足。在杨总看来，中国物流市场的一大特点便是其分散性，作为一个分散的市场呈现出的是不足万平方米的仓库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

据初步统计，中国目前没有任何一家大型仓储企业或是物流企业仓库的市场占有率超过2%，这种情况下出现两个不足，一是银行业最认可、仓储业最基础的仓单业务必须在第三方仓储企业自管库内开展，十几年前中国市场独立的第三方仓库不足，导致银行和货主不得不使用一些比较低端的仓库（主要是货主仓库），通过品牌物流企业的输出监管来开展此项业务，“这些仓库往往不是中储或中外运这些大牌的物流企业的，更多的是一些以钢贸市场作为仓库，中储或是中外运等品牌企业派出少量人员前去办理‘输出监管’业务。”杨总说，二是责任结构复杂且控制能力不足、质权效力有缺陷。这种模式在欧美市场是不存在的，而在我国却是风靡一时，当市场发生变化后抢货“强行出质”、拉拢监管员放水等违法行为便“常态化”了。货主“主导场地”+低端仓储商+品牌监管商的畸形模式，无奈配套复杂且个性化的“三方监管合同”，保管责任、信息服务责任、回购责任、担保责任、场地权利、抵押关系、质押关系、善意第三人利益、权属核定义务、价格变动核定义务、浮动质押效力、登记与否效力等交织，各方都在谋求推责别人、摆脱自己甚至浑水摸鱼！

病因：信用体系缺失

十几年前中国内资银行业接受动产质押监管的模式，仓储行业“勇于开展”这项业务的背景，从客观条件看是当时第三方专业物流企业仓储空间不足、技术能力和法律管理能力薄弱，属于内资银行和内资仓储企业“无知者无畏”，“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举。但经过十几年中国物流和科技发展，目前第三方物流拥有的仓储空间已经显示过剩迹象，还有没有必要在存在先天缺陷的老路上修补前行了呢？

事实是，相对于动产质押监管业务，仓单是一个比较稳妥、法律关系清晰、管理现场单纯的业务，中国内地仓储企业前十几年倒是较少开展仓单质押这一业务，即使中储这些大公司内部也只有上海、天津几家子公司做过期货交割仓，涉足过仓单的业务。

“在物流金融事件集中暴发过程中显现出的物流企业和银行双重能力不足，规则与标准相对落后也是仓单业务发展的障碍。期货交易所在十年前就用了‘标准仓单’”，但是那个‘标准仓单’仅仅覆盖少数几个产品，而且仓单要素非常少，只包含10个以内的要素。所以导致社会上‘非标仓单’尝试做了很长时间。直到2014年7月1日，仓单格式规范的国家标准才出台生效。所以说仓单标准建设这个过程长期是滞后的。”杨总介绍说。    

据了解，仓单的具体业务流程，是在主合同包括银行、仓储企业、货主企业签署仓储合同下开展，其中的条款明确规范货物交付后开具的仓单以及仓单的用途、见仓单才能提货等等要求。下面是预约交货、安排入库流程，其中包括清点货品数量、称重以及清点货物的品牌和规格、确定货位等内容。

在杨总看来，“仓单的技术难点是确定存货的质量和规格，只要货物的质量检验技术和朔源技术能够支撑，专业仓储企业能有效管理，那么它就可以提供仓单服务”。

对此，杨总介绍说:“过去大多数交易所自己在做仓单，而不是仓库在做仓单，物流企业更没有自身的仓单服务等系统。很多仓库离开了交易所的系统支持，自己是不会做仓单的，因为大多数中国仓储企业自己没有技术做仓单。这种畸形状况实际上导致了仓单责任集中承担于少数几家期货交易所上。”

在“质押”融资一系列的事件爆发之后，业内人士指出，我国企业信用意识薄弱，而杨总却表达了另外一种看法：“我并不认为中国市场的经营者本身在信用意识方面与欧美的企业存在多少先天性的差距，差距在于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服务体系的支撑能力、健全程度；结果表现在较高信用的机构是否能受到较好的市场待遇，是否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收益。”在杨总看来，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差距明显，仓储企业自身信用的评价没有社会化服务支持，出了监管质押案后，仓储行业整体信用受损，以致我国的市场出现了一种“银行不敢贷、企业的担保不足”的状况。

医治：创新新模式

中国高信用国标仓单综合服务是现阶段物流企业与供应链金融相互结合的全新价值的模式，正如杨总所阐释的：“中国高信用国标仓单综合服务是以维护仓单交易、融资市场的便捷与安全为目标，为仓单业务的供需双方提供认证、征信、保险等一揽子仓单基础配套服务，它属于高端专业公共服务。”

具备哪些要素和能力才能提供这样既高端、专业又综合性强的一揽子服务产品？在现有的仓单水平之下，已经做了哪些方面的创新升级呢？

“第一个重要的升级，就是我们将整体的这个仓单模式回归到简单仓储保管模式，逐渐替代或降低动产质押监管这一过渡模式，逐渐替代或降低商品交易双方直接频繁实物交收的传统模式，用公共交割仓单的模式来普惠所有现货交易和电商市场。”杨总指出，中仓仓单这一项业务，就相当于把期货仓单电子化标准化后推广到现货交易所，推广到供应链公司和电商公司。

与此同时，中仓仓单对原有安全模式进行升级。“经过详细地探索比较，我们决定彻底放弃纸质仓单，因为纸质的单据安全性差。目前我们就是采用电子汇票的技术体系来系统地做电子仓单的运行，用这种方式来保障仓单真实、可靠地在仓库、持单机构、金融机构高效流动。”杨沁河介绍说。

金融产品各方最关心的是风险的管理，据调查，目前，中国即使最大的交易所其风险准备金也不过十几亿元，难以支撑现阶段较大的交易量和风险。所以，长效的机制应该是使全行业升级为公共仓单，独立的仓单认证体系、现代化的保险分散机制可以让货主和仓库通过平常支付低成本保险金的方式，将风险转移和分散到整个商品经营行业。

中仓仓单联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保险集团等大型保险公司研发的专业国标仓单险，将保险实务中逐单实施的风险评估、风险定价、风险统计、投保操作等环节全部标准化、智能化、线上化，并提供了财产底层验证和远程视频核保等技术支持，有效满足了大量仓单快速生成、频繁赎单的供应链融资交易需求和保险保障需求。

在一系列升级创新的背后，这个创新型服务的真正意义何在？对此，杨沁河介绍说：“通过仓单认证、仓单征信以及仓单保险等这些基础性事务工作的逐一打磨，最终才体现出这项服务产品对整体物流和金融行业的基础意义。”

杨沁河表示，“中仓的一个重要定位是发挥基础作用，辅导一些真正讲信用的仓储企业会做仓单，而中仓、人保整个公共仓单服务机构独立地评价它，给它承保，让这家企业的仓单有技术和风险分散的支持，能够为各家金融机构提供商品质押和交易服务。”“哪个企业具备条件做这种高信用国标仓单，我们就会把大量的银行资源、保险资源和客户资源推到这些仓库里面去。”杨沁河说，结果就是，第一，是它有大量的客户进来；第二，使它们省下了一系列的技术和法务研发投入；第三，中国顶级的第三方技术支持，能解决仓储企业外部客户物权凭证利益冲突和内部人作弊例如监守自盗的问题。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项业务已经开始在武汉、上海、深圳等地物流节点城市部署试点工作，有多家银行和大型仓储企业参与试点，杨沁河代表整个综合服务团队表示，将奉行“甘做中国物流信用服务基石”的信念，专注成为电子仓单领域的基础服务机构，与社会各界共创、共建、共享顺应行业发展的仓单新基础、新规则、新机制。

之所以称之为基础性的综合服务，一如杨沁河所讲，“这不是哪一家货主或是物流企业或是银行所能承受的，而是需要一个公共的服务体系来支撑它，而中仓仓单协同中国金融认证中心、中国人保、中国检验认证等六家仓单基础服务机构组建的“国家队”正是实现了这样几种服务功能，一是技术上的集中研发，二是风险的长效识别和分散，三是对有利益冲突的部分引入独立第三方的专业机制，四是全国性金融和物流节点的基础服务支撑能力。

恰逢中国社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共识，高信用国标仓单综合服务的诞生，正是给中国物流和金融行业一个新的选择，不是对原有动产质押监管模式的修补，而是呼应互联网金融和电商交易的需求，将物流服务的供给升级到高信用国标电子仓单服务的模式，靠模式升级重树中国物流行业信用，高标准支撑中国金融和流通升级的需求。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