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他对于中小企业目前的困境和中国经济的总体态势有什么见解呢？不久前本刊记者采访了韦森教授，请他就这方面谈一谈自己的观点。
经济增速趋于放缓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非常快，虽然近两年有所放缓，但在发展中国家中来说还是比较快的，这其中的原因，在韦森看来主要就是投资。
韦森说，整体而言，大规模的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的确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拉动着中国经济增长。现在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基本格局是，大规模投资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外贸出口也已差不多达到顶峰。在国民收入三部分中，政府财政收入在过去近20年里高速增长、企业利润增长也比较快，但劳动收入部分占GDP的份额过去十多年一直在下滑，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很难启动，这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格局。
在过去近10年中，投资占中国GDP比重连续超过40%，世界上其他国家尚无此先例。但是，要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在前几年时间由各级和各地政府所启动和推动的大规模的基建投资高峰期即将过去，而民间投资也在逐渐减少。在外贸出口方面，前年（2011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量同比增长20.3%，虽然仍然是相当高的速率，但全年对GDP的贡献已为-5.8%。而目前看来，欧美、日本经济要从目前的萧条中走出来，复苏可能需5～10年甚至更长时间，由此可以判断，我们的外贸出口基本上已臻顶峰，即不会再怎么增长了，至少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了。在此情况下，今后中国外贸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值为负的成分可能更大。
保增长能否依靠内需消费？韦森认为，目前看来也较为困难。多年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呈下滑趋势，特别是在2002年之后，下降非常明显。税收的增加、企业利润的下滑，尤其是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关停，将会导致中国普通百姓收入的继续下滑。近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本来就增长不多，而这些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或到国外去消费去了。在这样的格局中，又怎能期望通过增加消费，启动内需来推动未来的经济增长呢？
以减税恢复企业竞争力
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离不开中国大环境，现在中国进入低速经济下行期，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工资成本在增长，可是中小企业生存环境却更加困难，这其中的原因韦森认为，主要来自于税收的不断上涨，这就让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国家只有大规模进行减税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而且国家也有这个能力。“每年年底的12月份突击花钱，说明我们是有减税空间的”。
目前，我国90%以上的税收收入来自于企业法人。而中小企业占去了企业总数的99%，贡献了中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我国企业税费可谓名目繁多，除了17%的增值税、25%的企业所得税外，还有城建税、价格调节基金以及环卫评估费、员工健康证费用等各种收费和罚没，包括一些“隐性”收费，中小企业的真实税负是个极其庞大的数据。
政府减税了，成本降低了，企业有竞争力了，有盈利预期了，企业才会贷款，才会增加投资。韦森特别说明，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拉弗曲线”，它表明政府征税，有一个合理的极限：在税率很低的情况下，提高税率，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增加，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税率再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减少了。因为到了这个极限时，企业的经营成本将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使得税基减小，一些企业开始关门，甚至倒闭，这样一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开始减少了。“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在经济增速开始下滑的今天，就需要减税富民，即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尤其是要对民营中小企业减税，对外贸出口企业减负，中国的企业才有国际竞争力，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才能真正启动内需，推动未来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必须改变依靠政府花钱、依靠政府公共设施投资和大型国企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才不会在未来出大问题。
韦森特别提出，近年来，在各地和各级政府税收都在下降且还会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下，各级和各地财政税收部门完成计划指标和上级指标的压力很大。而另一方面，政府在各方面财政支出尤其是医保和社保方面的财政投入以及各地建保障房的财政支出缺口还很大，很多人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减税几乎不可能。但是更要意识到，在经济出现困难时，无论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多大，首先考虑的不是政府花钱，而是要救企业，给企业减税负。要使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恢复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可能没有比减税更有效的措施了。只有减税，等企业活了起来，经营好了起来，政府的财政收入才能增加，才会导致一个良性循环。
产能过剩问题严峻
除了税收方面问题，中国产能过剩也是韦森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的制造业迅速崛起，汽车产量已是世界第一，钢铁产量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四个国家的总和，水泥、煤炭产量也几乎达到全球产量的一半。还有家电产品等等，都是世界第一了。但是经过这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目前中国的所有产业中，几乎没有一个产业产能不过剩。
记者注意到，不少专家提出，产能过剩是一个市场问题，因此，解决它的最有效的途径，还是应该走市场化的道路。尤其要避免的是，政府不能因某个行业一段时间的低迷就匆忙出台扶持政策，用政府给予的非市场力量来延续其生命。扶持政策虽然使某些行业得到了苟延残喘，但却失去了一次淘汰落后产能的有利时机。
韦森不仅认同这一点，同时也指出了近几年正在发生但却为决策层和人们所忽略掉了的事实——在中国所有产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正在下降。政府税收在猛增，人民币已大幅升值，加上劳动力成本也上升，结果导致许多之前中国出口产品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失去。如今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会发现一个悄然的但确是很重要的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商场和超市中，中国制造的产品正在开始减少，而来自越南、孟加拉、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墨西哥、秘鲁等国家的产品正在悄悄地增多。这意味着什么？人民币不断升值、国内企业税负较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物流运输成本较高等因素，导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已不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了。
发展关键在于改革
对于一个企业成功与否，除大环境外，韦森认为，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他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就是一大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迅速崛起和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解放，“中国人有经商的精神，中国人做生意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正是过去不当的制度束缚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经商精神”。
韦森坚信，解决问题的出路“关键还是改革”。“在目前中国的格局中，必须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的权力得到实质性的约束和束缚。否则会使中国的数千万民营企业家失去对未来对政府的信心，这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是要命的”。“政府最近在大力推进的大方向是对的，就是放松行政审批和管制，放开一些行业的行政垄断和国有垄断，最后就是进行整体的改革。还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句话：‘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企业家对未来要有信心，其中总书记的这句话非常重要。这是非常难，但却是非走不可的一条路。”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