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发布的公报称，各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同时指出，仅靠货币政策是不能实现平衡增长的，还应强调财政战略对于促进实现共同增长目标的同等重要性。公报的原文是这样的：“在强调结构性改革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强调财政战略对于促进实现共同增长目标同样重要”；“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我们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这一表述体现了20国集团的“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和关于财政政策的作用目标问题所达成的共识。

自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各国央行普遍使用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但效果并不理想。欧洲、日本在超常规的货币宽松和负利率下依然难以摆脱通缩阴影，并导致本币竞争性贬值。G20峰会认为这种现象说明各国货币放水的政策已经弊大于利，需要提升财政政策的正面溢出效应，才有可能拉动经济增长。这次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列出了促进财政改革的7个指导原则，即通过增长友好型税收/缴费和支出措施的支持，推动可持续的、全面的社会保障项目；拓宽税基，并逐步消除低效的税收支出；确定增长友好型支出的重点，保持生产性公共投资并提高支出效率；提高税款征收的透明度和效率；改善公共行政管理及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加强财政框架、规则和制度的作用和重点打击骗税和逃税等。

各国政府对财政作用于经济的政策可谓轻车熟路，老马识途。2008年，中国实施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美国也实施了总额为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与中国不同的是，其政策的重心不是投资，而是减税，因而效果有限。当然，中国的4万亿用来提振经济的效应也不过维持了两年不到，2011年就出现了长周期疲态。美国在2008年10月成立了《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启动了700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主要用于对金融机构的资本注入等方面。这个政策对于挽救经济起了明显作用，并在2009年3月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触底反弹中得到了证明。从2012年起美国经济向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而且是从实体经济开始的强劲复苏。相比之下，同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却没有被激励起来，反而下行趋势越来越明显。

美国通过财政政策支撑经济上的需求面，可以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又一次复活。在这之前，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加速期，曾迫使西方各国转而接受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弗里德曼所代表的货币学派，即基于规则的货币政策和货币量，让就业和生产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达到均衡。此后一直到本世纪初，经济领域的主流都是重视市场功能、否定政府财政支出的干预。然后就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凯恩斯学派再次占了上风。G20峰会的财政政策共识，证明了凯恩斯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也许历史就是这样，不停地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自由主义与凯恩斯的干预主义之间摇摆。

中国经济一直是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从来没有接受过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但近年来效应已经明显减弱，其表现就是力求避免量化宽松的政策选择遇阻，而重拾刺激政策提振经济的效果却不明显。可以预见到的是，中国将兴起一股新的凯恩斯主义风潮，其标志是继续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已有消息称，G20峰会之后，中国将召开一次“重要的经济会议”，讨论中国的赤字率问题。言外之意，是原来设定的3%赤字率红线不再适用了，“中国可能接受4%甚至于5%都问题不大”。

问题在于，凯恩斯主义虽能救敝于一时却也会产生巨大的负效应。强大的政策刺激也会导致经济结构调整懈怠、公共事业投资低效、“僵尸企业”得以苟活，家庭消费则因税负的上升而被抑制，等等。李嘉图的中立命题证明，财政支出的经济刺激方案最终将是无效的。

虽然签署了48条协议，但杭州共识并不会马上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实际利益。比如就环境问题签订的3个协议，与其说是为了应对全球化危机，还不如说是一个务虚的结果，各国很难根据这个协议确定自己具体的政策。有关贸易或投资的争议，牵涉到各国复杂的多变贸易关系，也不是一次峰会能够解决的问题。峰会只是提出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比原来的框架多了几分新意而已。对我们百姓来说，还是踏下心来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实际一些。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