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下滑失速，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急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城镇化是未来一段时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因此颇受人们关注。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由此看来，实现城镇化的路还很长，其中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农村人口落户城镇，改变身份，享受城镇人的待遇，背后要有强大的经济发展作支撑。
长期以来，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的国民待遇差别很大，很是让农村户籍人憋屈，最典型的就是“同命不同价”。据媒体报道，去年安徽省肥西县骆大爷去杭州看儿子遇车祸身亡，因老人未办理暂住证，赔偿金居然比城里人少40万元。今年5月7日，25岁的新乡小伙王超杰在青海为救落水工友不幸遇难。当他的父亲向施工方索要赔偿时，却遇到了“同命不同价”的待遇。施工方律师称，王超杰和另外一位救人牺牲的工友，身份不同，赔偿标准也不同。那名工人是城市户口，所以施工方赔偿40多万元，而王超杰是农村户口，根据农民收入来核算，只能赔偿19多万元。
其实，“同命不同价”不仅表现在城乡居民死亡赔偿金差别上面，还有其他表现形式，比如，高考招生制度、养老金双轨制、国企与民企不同等的国民待遇，等等。
列位看官您瞧，由于国有金融体系对国有企业存在制度上的天然亲和性，一些央企和地方国企自然“不差钱”，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普遍为筹钱焦头烂额。在正常融资渠道无法获得资金的情况下，它们只好求助民间借贷市场，付出极高的融资成本，还要承担极高风险。
中国民营经济贡献的GDP总量超过60%。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各大银行对央企和国企的贷款占80%的比重，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却只占20%的比重。而且民企的融资成本也比国企高很多，尤其是一些中小民企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有的不得不向民间资本市场高息融资。
几年前，浙江吴英案闹得沸沸扬扬，引起巨大争议，在法学界、经济学界、企业界及民间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同情之声。很多企业家之所以对吴英报以同情，是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也有和吴英相似的痛苦融资经历，吴英的入罪和判刑自然会对他们造成震撼。
民企融资难、成本高的原因在哪儿？据业内人士讲，银行为了维持存贷比平衡，企业取得贷款后，一般需要将50%的款转为银行存款，但企业需要照付利息。这50%的款项，银行会以“承兑汇票”形式开出，这实际是银行增加资金流动性的“白条”，但一年下来贷款方将增加6%至8%的成本。虽然“以贷转存”表面被明令禁止了，但暗地仍以潜规则方式广泛存在。银行不敢对央企和国企提出这些潜规则，而民企自然是“软柿子”，想怎么捏都成。国企、民企同为企业，只不过身份不同，但国民待遇却迥然不同，“同命不同价”的命运真使人们既心酸又无可奈何。所以说，民企与国企根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现在经济下行，民企已是非常困难了，不是只靠简化政府服务手续等表面功夫就能拯救得了的，要给民企真正的国民待遇，与国企公平竞争。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民企融合成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重头戏，这或许能够给民企开辟一条生路。那么，在这个改革当中国企首先要转变观念，淡化国企的行政色彩，真心接纳民企参股甚至控股，将优质资源与民企对接共享。
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已提到了一个新高度，那么从依法治国角度来看，民企应与国企同样享有法律保护。然而，我国现行的法律侧重于保护国有企业等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权利，民企尚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因此，正如近日看到的一位民营企业家所言：“修改完善《刑法》有关条款，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平等的法律保障。”或许这才是改变民企“同命不同价”的根本途径。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