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伟大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是同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并称的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他在自己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中讲了一个故事：
流亡者波吕涅刻斯为了抢夺哥哥忒拜王的王位，率外邦军队前来攻打自己的国家忒拜城，交战中两兄弟自相残杀而死，他们的舅父克端翁当上了新国王。克端翁王即位后，指责波吕涅刻斯“想要放火把他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烧个精光”，下令不许埋葬波吕涅刻斯的尸体，也不许人们哀悼他。并宣布，如果有人敢于违反命令，会在大街上被石头砸死。
当人们都畏惧国王禁令而躲在家中的时候，一位美丽的少女——波吕涅刻斯的妹妹安提戈涅勇敢地站出来，拨开士兵的刀剑，走到哥哥的尸体前，用最古老的方式祭奠了他，并将其埋葬。周围的士兵并没有极力阻止她，但当她做完这件事之后也没有让她离开，把她带到了国王面前。
安提戈涅胆敢藐视国王法令，“以身试法”，克端翁王非常愤怒：“你竟敢违背我的法令吗?”安提戈涅回答说：“我敢，为什么不敢？你说的话难道也算是法律吗？宙斯从来没有向我们宣布过这样的法律，正义之神也没有制定过这样的法令，一个凡人的命令就能废除永恒不变的律令吗？我不会因为害伯而违背天条，我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受到惩罚。”
古希腊人认为，在世俗的法律之上，有天条神律存在。死者不得安葬，便无法得到下界鬼魂的尊敬，因此，他们把埋葬死者视为神圣的义务。在这部戏剧中，安提戈涅一出场就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选择：遵守国王的命令则生，信守天条则死。安提戈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维护天条之神圣。她敢于藐视和挑战世俗权威的那种悲壮和惨烈，也留给世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城邦律令或统治者的意志与世所公认的神律之间发生冲突时，善良的人们应该在哪一边？
在安提戈涅看来，死，已经是对人最大的惩罚。克瑞翁让波吕涅刻斯暴尸荒野，就是侵犯了人的基本尊严，就是对神律的背叛。她把国王的世俗权力、法令与世所公认的神律、天理区别开来，在统治者的法令之上放置了一个比他更高的神律，告诉人们，国王制定的法律是不正义的，既然是恶法，人民便没有服从的义务，这正是这部戏剧最撩人心弦、也最具有哲理启迪之处。
中世纪神学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自然之法出自神的永恒之法，世俗的统治者必须以此为依据来制定自己的法律，如有冲突，以神律为正，亦是任何政府履行责任之所在。这个思想发展到洛克变得更加鲜明，他认为人有足够的理性按照天然的道德来行事，任何威胁个人生命、自由和财产安全的政府行为，等于是在跟个人开战。在这部戏剧中，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便是处于这种紧张的战争状态，当然，安姑娘是弱者，必败无疑，但在历史长河中，克瑞翁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中，安提戈涅的精神永存。
中国历史上，皇帝的命令代表着“天意”，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地跪倒在皇权脚下，包括每个人的利益以至生命。中国也出现过老子的“天道”说和儒家的“仁政”说，但整体上对皇权专制无约束力可言，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仁君”和“清官”身上。中国人也写过悲剧，但正如钱锺书先生指出的，程婴勇于牺牲，公孙杵臼自甘舍命，义无反顾，他们之救孤，完全与个人利益无关，只是出于为晋国除奸，为忠臣留后的信念，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悲剧人物，而是“忠”、“义”一类抽象理念的化身。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中国人坚持认为“法虽不善，犹善于无法”，其实这话是法家说的，是对法律合乎天理的基准要求置若罔闻，是人治而非法治。道理很简单，克利翁对波吕涅刻斯施行的法，能说是可以接受的“不善之法”么？
安提戈涅慨然赴死，早就远离我们而去了，但她所宣扬的“法律应合天理人情”、“恶法非法”的观念却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反抗王权专制的思想者和革命家，也孕育出现代法学、政治学，孕育出现代民主宪政制度。
如果有一天我去雅典，我不会先去朝拜巴特农神庙，也不急着去游逛繁华街市，我将首先来到狄奥尼索斯大剧场。当我站在剧场中央的时候，我相信，自己正站在人类法治的摇篮中。我将仔细倾听，一定还能听到安提戈涅的那一声慷慨激昂的千古天问：
“你说的话也能算是法律吗？”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