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同志在参加中纪委专家座谈会时向大家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使我想起了那个时代的事：
18世纪80年代的一天，巴黎警察总监尼古拉·贝尔耶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阅读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他的手下、图书贸易监察官约瑟夫·埃梅里刚刚呈交上来的，涉及一个名叫弗格勒·蒙特布隆的人。报告说，蒙特布隆善于写作，常利用讽刺作品和“诽谤言辞”反对政府，这一次，“他因写作一部坏小说而被捕，手稿在其住所内被没收。”
贝尔耶的官衔是警察中将，手下有3000警探，大约每200个巴黎人就配置有一个警察，这个比例大大超过今天美国主要城市的警力配备。而埃梅里的工作，是对书籍、文章的作者们进行追踪监视，他向贝尔耶提交的报告，就是从堆积如山的由剪报、截获的书信、警探情报和监狱审讯记录中提炼出来的。当时，全法国大约有400多位作家和学者被列进黑名单。在警察的严厉控制下，凡是威胁到教会、国王权威、“公共道德”的书籍、小册子甚至歌曲，都会被查禁。如此严加防范的目的，就是要将任何威胁稳定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实际上，真正令巴黎警察恐惧的，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是他们创造了一种鼓励政治和社会批判的文化，使得第三等级中受过教育的人士能够用理性、人的自然权利，以及自由、平等的概念，对贵族特权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展开激烈批评。启蒙运动给社会下层的人们以思想武器和语言工具，使得长久以来积压在市民和农民中间的对经济和社会的不满情绪，最终在一场革命性的社会动乱中爆发了出来。
旧制度的最后20年充满了激烈的政治论战，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报导美国宪法，各种小册子对凡尔赛宫里的权势者和体制的奉承者展开轮番攻击。在沙龙、咖啡馆和文学讨论中成长起来的批判精神，迅速扩展到政治辩论的公共领域。事实上，许多讨论并不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而是王室和大臣们的不端行为、官场丑闻。这些充满了趣味性的传说不仅暴露了贵族的堕落，也剥去了君主、教会和社会等级制度的神圣光环，使得贵族成员与第三等级之间的关系更加对立。
就这样，一直到1789年，法国各个社会阶级和阶层凡受过教育的人们终于相信了伏尔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是多么的准确：“舆论统治世界”。帕尔默也曾指出：“意在影响公共舆论的各种运动，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十年间成为法国社会最强大的力量。此类运动大多数是以理性、权利和正义的名义来吸引公众支持的。”显然，启蒙文化中的怀疑和批判思想，就是通过上述途径，进入了最终导致革命发生的政治冲突中，再也无法停止了。
二百多年来，就启蒙思想家们的那些作品是否导致了1789年事件的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应当指出的是，哲人支持社会启蒙，他们自己却不是革命家和实践者。在民间，政治理论著作远没有长短篇小说和社会讽刺作品流行，那种认为启蒙思想家点燃革命之火的说法，理由并不足够充分。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启蒙运动对公众参与、公共辩论和舆论等新形式的出现所做的重要贡献，其对国王和贵族传统权威所提出的挑战更是前所未有。至于启蒙时代的主导思想，即对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理性和科学的信仰，早已成为世界的普世价值、永恒主题，是不能被否认的，也否认不了。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后，有一段时间总想写点什么。我的体会是，无论思想禁锢、言论控制以及各式革命的扫荡有多么的激烈，统统都是暂时性的，像一阵阵的暴风刮过，而人类文明总是被一代代的人们承前启后地承袭着的。甚至可以说，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继承，一种激荡旧制度、启迪新文明的继承，只是代价委实太大了一些，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那年突然消失，却在几年以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默地下，又在不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条河流”。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