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给读者呈送的内容，是一位年逾花甲的大妈来信。敝人一见手写信函，这个亲哟。您想，自从出现“无纸办公”这词儿，多少内容都是通过电脑电话啊传递的。这位老姐洋洋洒洒写了N页稿纸，字也写得漂亮，使在下着实领略了一回硬笔书法。不好意思，“书法”您是见不到的，内容呢，您看到最后不掉泪，就算您“狠”……
好呀主持人！不知您的年龄，我可是1948年出生，周岁六十有八喽。没错，河北称大娘，北京叫大妈。我是你们附近省会城市的。上次看到你们杂志那篇自打当年串联认识，后来在台湾重逢，又一起在成都过日子的内容，实在是打动我的心呢！当时就为他们鞠了一把眼泪。可没想到，眼下我竟然也碰到了类似的“纠结”。
我是结婚后从军工厂调到当年运输公司，后来转到物流企业退休。退休前是单位书记，退了十几年了。老伴儿和我同岁，是军队转业到企业的干部。虽然眼下我们企业退休费不算高，可日子过得挺舒坦。也在物流行业工作的闺女，和我那在电视台做记者的儿子，更是隔三差五地安排我们出去旅游。唯一一次我自己出去的就是俄罗斯。没成想唯一一次“单独行动”整出了这个“纠结”！
今年四月份的旅游淡季，闺女给我俩安排到俄罗斯旅游。因老伴儿战友要到我们这来和当年的战友们聚会，他去不了，于是就成全了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单独入团旅游，也让我在红场上碰上了“他”……
还得说说我的从前呀。我家祖籍河北保定。六岁那年，跟妈妈和两个姐姐一起到的大城市“随军”。我父亲是1942年日本鬼子“五一”大扫荡那年参加抗日，他是进城干部，军工厂的科长。这么着，我童年的“后半段”，相当于在大城市度过的。转眼到了1966年，本该考大学的我们就参加了红卫兵。在次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因我大姐1964年大学毕业后支边在新疆，二姐1965年响应号召去了内蒙五原，虽然六六年底我父亲被打倒了，但按政策我还是留在“工矿”（“留工矿”是那个时候留城里的“说法”），进了一家使用编号的军工厂。
虽然出身没问题，可我爸是走资派，妈妈尽管在五金交电公司是优秀党员，可因我爸的“问题”她也受到牵连。按我这个家庭政审，当时是很难进军工厂的。我能上班当然有我爸战友帮助。这么一来，您想我能不好好干吗？打进厂那天起，用当年的话说就叫“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喽。我在的车间叫“冷作”车间，我干的是电焊。我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永动机一样，个把月下来几乎没有一天休息。这么着，我就成了“纳新”对象……
一晃两年过去了。二十一岁那年，在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等着批准的时候，也就是珍宝岛事件两个月之后的初夏，我和一个叫仇荐君的青年相爱了。他是我们车间团支部书记，一个上下交口称赞的优秀好青年。客观讲，是他大胆地向我发出了爱的“信息”。他比我大四岁。他还是厂里的文艺演出队的副队长，李玉和的唱腔他学得特像。私下里他借给我很多我们那个时候见不到的书，像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像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我们的交流也常常是在革命辞藻中碰撞，在文学语境中徜徉。
那天清晨，他和我在空荡的车间里，在早班前的晨曦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相吻！我们憧憬着未来，像即将出升的朝阳一样的美好未来……
天，真的“有不测风云”！那天我上中班（我们是早、中、夜班按周倒着上），下午一点半到单位时，发现车间里气氛不对。接着，有姐妹告诉我，荐君被保卫科抓起来了。我一听就懵了头，心说他刚都快填入党志愿书了，怎么被保卫科抓了呢？吃晚饭的时候传来消息，说仇荐君是现行反革命！不一会儿，大字报就贴在了车间宣传栏上……原来，上“常日班”的职工在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同事，絮絮叨叨地着流露出对“收入太少，多少年没调资了”的埋怨情绪。他话音刚落，恰好荐君进更衣室，最最不该的是，他当时嘴里唱的竟然是李玉和在粥蓬的那段唱词儿！主持人啊，您熟悉那段唱词您就明白吧！巧就巧在我们女更衣室和男更衣室只隔着一道五层板，而且上边是相通的！前面“说的”和后面“唱的”，都被女更衣室里几个女工听到了。接着，在场的团支委刘向红向厂保卫科举报了！说是仇荐君污蔑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真的是“晴天霹雳”！我听了立刻傻了。
据说仇荐君一直在澄清自己，也应该能澄清自己！但此时，恰好他在苏联留过学的父亲，在珍宝岛事件后被组织“查出来”有“特务”身份。于是联系到他“仇视社会主义”，再加上那个刘向红揭发他“好多反革命言论”，他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最不可思议的是，仇荐君叫了二十多年的名字也成了罪状——说他苏修特务的爸爸给他起名字是“仇视”我们新中国“建军”。
我一直等着，等着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我揭发，要我同他划清界限！但，没有！
那年年底我父亲“解放”了。不久，我也在组织的信任中，光荣地被批准入党。而不同命运的他，被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徒刑！
重新工作的父亲被组织上安排到省会城市附近一家军工厂，成了“三结合”革委会主任，我也随着身边没有子女的父母，调动工作到了那家工厂，离开了那个让我刚刚品尝初恋的甜蜜，就被残忍地扼杀了的地方，那个仇荐君被判刑的灾难之地。
……
四月初的俄罗斯，莫斯科的红场，不期而遇的一个人垂着蜡黄的脸，怔怔地看着我，苍老的，满是褶皱的脸颊上淌下两行清泪。塌了的背，弯了的腰，颤巍巍的手……这些都告诉我，这人我真的不认识！可他叫出了我的“小名”，是当年只有父母和仇荐君称呼过的！
他告诉我，他没更多的钱来旅游。之所以到俄罗斯，是按他父亲那年去世时的遗愿，将他父亲的骨灰，放一部分在当年他父亲读书的莫斯科汽车制造学院，现在的莫斯科国立工业大学的土壤中。他告诉我，他还在那个城市生活……那天因我们是两个团行程不同，只能互留了电话号码加了微信……回家后，在多次的电话联系中，我知道他是1979年彻底平反，无罪释放出狱的……我问他现在的状况，他犹豫了几次后说，他终身未娶，但并不是因为对我的执着，而是因为在被审期间下身受了伤，耽误了治疗造成终生残疾。出狱后他一直同父亲相依为命……最近的一次电话中，他说他这辈子无怨无悔。只是在夜深人静时，时常想到我，想到当年我们在一起不多的，但却是玫瑰色的青葱岁月……他说，他得了无法治愈的肝癌，确诊了就没再去医院，用着不多的积蓄，七十二岁的他在给旅游团多支付费用后，到莫斯科去完成了他父亲的遗愿。他告诉我，不久于人世的他，想见见我，但不想到我的城市来骚扰我……
主持人，听了他的叙述，尤其是听了他“想念”我的话，我心里既难过又为难！我一个多年从未单独出门的老太婆，冷不丁要到外地去看望和家人从来没有提过的朋友，怎么跟老伴儿和孩子们解释呢？还有，见了面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当年不过是初恋的开始，并没有更深层次的交往，甚至连他的母亲是谁都不是十分清楚，我们不过是有了一次初吻的两个青年！可我真的不见他吗？我能做到吗？如果不见他，他如果去世了，我想，我想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主持人，没人能说呀！我是看了女儿从单位拿来的杂志，想起给您写个信。不说说，心里憋闷呀！能帮我出出主意吗？
读了来信，经历过那个非常年代的我，喟然长叹中，情不自禁地看了一眼人民日报“任平”文章的标题！
我电话给这位“大妈”，除了疏导之外，告诉她，还是看看他去吧！如果孩子爸比较“介意”，可以瞒着他。我出主意要她把事情告诉女儿，让女儿找个理由，陪着妈妈去看看这位仇叔叔……女儿陪伴，即使以后老伴儿知道了，也理解。当然，向老伴儿说明，经老伴儿同意更好……她说，愿意！
一个星期后的五月底，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还没去，他已驾鹤西行！他在给她的微信中留下一句话：“四十多年来，我的唇边一直留着你那唾液的醇香……永别了！”他是因病还是……她没说，我没问。
亲爱的读者朋友，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福柯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让我们记住过去，珍惜今天，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吧！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