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起征点提至5000元就成了富人税，征收面太窄……个人所得税应该从富人税转变成国民税……财政部税政司原司长刘克崮不久前这样表示。对此有评论反驳道：个税要成为国民税，关键有两点，第一，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第二，间接税要大降。而目前尚不具备条件的所谓“国民税”不能成为拒绝提高免征额的理由。

“有权自主定价，还有交3000多元、8000多元的车主”
　　近日，张先生在北京西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停车4天被收费2210元。对此经营方相关人员表示，有权自主定价，并且还有交3000多元、8000多元的车主。停车收费管理制度本身没什么问题，但不能放任漫天要价、高到离谱，总要有个平衡。高铁站、飞机场大多远离市区、交通不便，人们开车去转乘也是情有可原，停上几天以便往返也是一些人的现实需求。随着私家车数量的不断增长，人们跨地域流动频次的增加，大型交通客运枢纽的停车需求只会进一步提高。这样的现实语境下，如何让停车收费标准更科学、更合理、更灵活，实现更好的平衡，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能力。

“指定店家是为了工作需要”
　　“要么买指定商家的手推车，要么被取缔！”这是最近陕西周至县城20位商贩遇到的烦心事。商贩称，城管部门指定的店家比其他商家贵1800元，周至县城管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表示，指定店家是为了工作需要。城管按照相关的法律知识，对商贩进行一定的管理，这是在法理之中的事情。然而，一句简单的“工作需要”，就要让商贩们多花1800元钱，此举不但侵犯了商贩们的合法权益，更让人怀疑有吃回扣的嫌疑。与其让商贩们多花“冤枉钱”，如何让这些人更加遵守相关规定，如何才能提高执法效力，才是当地城管应该反思的地方吧。

“今年要罚够18万元”
　　月收入2600余元的西安环卫工张女士，上个月只得了1700余元。少发了900余元是因为街道办多次检查时，发现路面存在烟头。按环卫工的说法，发现一个烟头罚款1元。有记者在西安鱼化寨采访了20余名环卫工，他们均向记者透露，在之前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街道办相关负责人称今年要罚够18万元。即使是普普通通的街道，每天都会有无数人走过，即使环卫工人扫得再勤快再干净，也架不住有人往地上扔。而治理“烟头乱象”，最该处罚的是那些随地扔烟头的人。执法部门有时间去数路上有几百个烟头，不如把精力用在如何惩处和消除类似不文明行为上。

“当问到您对本地食品安全状况是否满意时，请回答：满意或非常满意”
　　以上内容来自江苏省邳州市食安办发出的《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民意调查的目的，是如实了解民众对某一领域、某个社会问题的真实态度和评价。当地食品安全状况，民众最有切身感受，如果是吃得放心，未出现经常性的食品卫生问题，多数市民自然会回答“满意”或“非常满意”，何需官方操心？动辄引导民众“回答满意”，是一些部门和地方不自信的表现。而调查者也当在调查的方式方法、体制机制上谋创新，避免因循守旧、机械僵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要设身处地为基层着想，包容他们工作中的失误、瑕疵，及时纠正错误的导向、方法，让调查结果真正成为上下齐心、通力合作、攻坚克难的纽带。

“处罚尚无法律依据”
       每个手机用户都会接到各种广告推销电话，那么，当骚扰电话成为公害的时候，究竟该如何治理？近日，宁波通信管理局针对此答复说：处罚尚无法律依据。骚扰电话的发展壮大，其实就是有关部门的不作为一味迁就才有了如今的“骚扰电话成为公害”尴尬现实。治理骚扰电话，我们确实需要依法打击，在这方面也确实存在“没有专门法律依据”的遗憾。但没有专门的法律，并不是不能打击。比如，拨打骚扰电话的人，是如何获得手机号码的？这就是隐私侵犯，买卖个人信息，是可以打击的吧？比如，很多骚扰电话，实际上涉及虚假宣传，依据广告法是可以打击的吧？面对骚扰电话的公害，岂能坐等“专门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