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贸易都是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当中。“链”上利益交织相互依存,中国企业与全球企业同处一条“链”上。
但伴随着2018年和2019年美国对于中兴和华为的连续打击,让全中国都认识到了“技术断供”的有害性。
但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我们关注华为和中兴被断供,更要关注中国的大宗商品交易是否可能被断供,需要有更多更强大的大宗商品供应链巨头企业出现,和西方巨头争夺全球大宗商品资源的控制权,同时也起到保护下游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作用。
事实证明,在大宗商品领域,在攀向更高价值链的过程中,保证中国的大宗商品供应链安全,需要从庞大的市场需求,先进的技术,上游资源产能控制,专业的供应链金融和服务,以及强大的舰队来完成的任务。
国家安全层面,
需要加强大宗商品供应链能力
从国家层面上,大宗商品供应链的控制权影响经济安全,大宗商品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国际贸易、金融稳定,都非常重要。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是大宗商品的全球最大买家。但是中国在铁矿石、石油和大豆等很多关键的品类上严重依赖进口,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构成潜在风险。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指出,大宗商品供应链是我国供应链创新发展的一个痛点,也是重点、难点,还是未来供应链创新过程中间的关键点。大宗商品供应链不仅是市场模式的转换问题,而是发展模式的转换问题。当前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的痛点是大而不强:一是缺乏有效的供应链发展模式,生产组织方式相对落后。二是大宗商品贸易没有形成系统的服务体系和有效的价值链。三是对市场资源的把握较弱。
要做好大宗商品的供应链,蔡进指出,首先要进行资源整合,在大宗商品资源方面把握主动权;其次,要有物流资源的保障;第三,要做加工配送,提升服务水平和能力;第四,要构建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实现全方位全流程的协同;第五,要运用技术手段规避利用大宗商品金融属性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的风险;第六,要以技术创新支持大宗商品全产业链发展和供应链管理;最后,大宗商品的供应链发展应上升到国家层面,通过政策来保障和支持。
蔡进强调,大宗商品供应链创新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安全和效率,在安全的基础上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大企业要担当起创新发展大宗商品供应链的重任,整合产业链资源,形成强有力的保障大宗商品安全运行的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
企业间竞争,
关乎大宗商品定价权
从企业层面上,全流程的纵向供应链是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关键,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当前的大宗商品行业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货物贸易,也不仅是金融市场的期货和现货交易,而是全流程全链条的竞争。
但在大宗商品领域,如果我们看“国家队”的情况,可以看到以下短板:
第一点,我国还没有像西方的嘉能可、摩科瑞、托克、维多等公司一样,出现一个横跨大宗商品全领域的公司,而是更多的专注在某一个领域。
第二点是,我国的“国家队”偏重于对上游包括农产品产地和矿山的控制以及油田等的控制,确保上游的供应,但是缺乏对下游的成千上万家以大宗商品为输入量的中小企业的专业服务能力。
以嘉能可为例,在上游端,嘉能可在金属矿产、能源产品及农产品领域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控制生产成本。在中游端,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模式,将生产、仓储、港口、物流等实体供应链掌握在手中,降低供应链运营成本的同时,掌握市场需求的第一手资料。在下游端,与终端用户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为用户提供从原料供应、价格管理、风险控制、物流运输等一系列综合性供应链服务。
“嘉能可全方位、一体化的服务,使得其与供应商、客户、合作开发者甚至政府之间建立了超强的粘性和依赖性。相比之下,我们在供应链的发展方面与国际巨头们还相去甚远。”雪松控股副总裁韩刚指出。
在可见的事实面前,中国有没有出现类似于嘉能可一样的企业,除了在上游能够控制大宗金属矿产,还能在下游为国内的贸易商和制造业企业提供专业的供应链管理服务,避免出现因为不能专业地判断大宗商品价格走势,而导致企业出现巨额经营亏损和损失的情况。
我国大宗商品链条中下端众多企业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面前,由于缺乏对下游众多中小企业专业的能力,致使下游企业很难对价格走势有准确的把控,从而生存一直处于“生与亡”的临界点状态。
在这样的分析背景下,需要中国出现强有力的供应链管理公司,不只是要能够尝试控制上游的矿山和产能,也要能够对金融知识和市场走向有深刻的理解,避免中国大批下游制造业企业被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拖垮,这方面我国的钢铁企业曾有过深刻的教训。
供应链的管理,是非常容易被中国制造业企业忽视的一环,这也是中国企业崛起所必须交的学费,以往总是认为,老老实实地搞制造业,提供生产品质,加大投入研发技术,把产品卖出去就可以获得利润。而大力发展供应链关系到我国的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之争。由于国内矿产资源相对匮乏,且在该领域缺乏头部企业引领,中国在大宗商品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作为大宗商品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雪松控股副总裁韩刚表示,“雪松在与国外企业对标发展当中发现,这些巨头们拥有话语权,不仅仅是因为控制了原材料资源,供应链才是它们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与此同时,在日渐“金融化”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中,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不仅存在于实体买卖者之间,还掌握在期货交易者手中。
但国内不少企业对于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的理解,还停留在买卖关系定价的阶段,实际上大宗商品不只是简单的产能和需求来决定价格,而是已经彻底的金融化,成为了全球金融巨头的牟利工具。
事实证明,西方金融资本和全球大宗商品的供应方是事实上的联合体,通过控制供应量和金融化来赚取超额利润。无论是美国对华为中兴的断供,韩国对存储器的大涨价,还是全球矿山巨头及其背后的金融资本对中国钢厂的大涨价,都给我们上了一课:大宗商品供应链是制造业重要的一环,一个制造业大国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供应链定价权。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