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多地围绕高铁走线、设站而展开的“争路运动”，出现了“舆论战”、官方公关、“群众施压”的现象。去年9月起，河南新野、邓州两地民间先后发声，要求郑万高速铁路襄阳到南阳段在自己家乡设站。随后，两个城市的民间团体在全国多个城市发起各种形式的“争路活动”。媒体称，“争路运动”体现了地方的“高铁政治经济学”。
铁路历来被称作“大动脉”，伴随着它的延伸和搏动，引发周边“毛细血管”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高铁这一脉“新鲜血液”，谁都想在它流经己身的同时，留下一个站点，让当地的“五脏六腑”搭载到这条“大动脉”上。这种愿望是现实的，也是良好的。就百姓的安居乐业而言，游子看到了家门、商户看到了商机，更别说对相关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因此，河南涉及郑万高铁的两个相邻县新野和邓州公开打起了资源争夺大战。两县为争夺高铁站，从官方到民间，再到外地人脉资源，几乎所有力量都充分调动起来了。客观地说，当地官员和百姓渴望发展的热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从“资源大战”发展到“舆论战”、官方公关、“群众施压”的“争路运动”，甚至出现了两县民情的对立情绪，就有点过了。因为，这场“高铁争夺战”，注定没有双赢的结果。
高铁不同于其他建设项目，它并非固定于某个区域，而是一条直线，无法兼顾全面。在郑万高铁既定的起终点之间，在成本和效率的考量上，基本方案是不难定夺的。铁路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工程，必然首先服从全国一盘棋的总体思路，对走向和沿途的站点设计，也是根据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要求。这就无法全部满足相关地方的利益需求，就如专家所说，高铁线路不能应局部民意随意更改。
然而，新野和邓州打得如火如荼的“高铁争夺战”，已经把情有可原的利益诉求演变为向高铁建设项目施压，把正常的地方政府建议变成了裹挟民意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地方的“高铁政治经济学”中，相关地方政府至少失去了应有的政治姿态，因而导致民间在利益表达中产生失控行为：邓州和新野两地民间的“争路运动”创意百出，除了发动签名活动，还有各种宣传攻势，有人在北京西直门拉开“我们在北京，支持邓州高铁设站”的横幅；有人身穿皮衣、头戴皮帽登上天山，在冰天雪地里拉起口号横幅；甚至还有上街拉签名请愿、组织群众上街、到美国白宫留影等过火行为。
如此造势，难免让当地民众对郑万高铁建设产生模糊甚至错误认识。有人还用不同方式向不同人宣传，给农民兄弟做工作，声称“他们占了我们的地，还要抢我们的高铁”，让农民们很不高兴，发出“这不中”的抗议。试想，这样“拉票”，会给今后的高铁施工留下什么“伏笔”？这已经把相关地方政府在国家建设项目中的正当利益诉求，变成了添乱和“加塞”。
作为地方政府，对建设项目中遇到的民情反响，应该有深刻的记忆，其中有些建设项目确实存在着影响公众利益的弊端，遭到抗议是公众维权意识的觉醒；有些也可能是因为公众对相关建设项目的不理解而造成的。那么，对于毋庸置疑的高铁建设，相关当地政府怎么就不懂得因势利导，反而采用“舆论战”、“群众施压”的方式，干扰和影响高铁项目的顺利实施？说到底，“高铁争夺战”中表现出来的无序和失控，实际上是典型的地方利益思想作怪。
另一方面，这场“高铁争夺战”，也让“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资源分配积弊再次重演。这就把有关公共资源的分配，到底根据什么机制来拍板定案，不仅摆到了公众面前，更摆到了决策者的面前。面对几乎成了闹剧的“高铁争夺战”，上级主管部门、专家，尤其是最终决定高铁打哪儿过的决策者有必要慎重考虑，在平衡各方包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科学决策机制下，权衡利弊，给公众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